美国自认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有的人比另一些人似乎更自由，这其中就包括决定他人健康和生命的自由。未经知情或同意，就在他人身上进行各种活体试验，甚至涉及放射源、病原体等致命的实验物，这类不道德的活体试验贯穿了美国过去两个世纪的医学史。公开的案例早已是屡屡见诸报端，还有很多的实验被刻意掩盖，不为人知。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二战之后的美国，会收留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731部队？因为当时日本731部队所做的活体试验，在美国也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塔斯基吉是一座位于阿拉巴马州腹地的贫穷小城。就像美国南方其他非裔人群占绝对多数人口的城市一样，塔斯基吉正在经历极为迅速的人口流失。那些远赴他乡寻求生路的非裔民众，带走的不仅是对故乡农田的无限回忆，还有一段耸人听闻的陈年旧事。1932年，联邦政府公共卫生局联合当地的非裔大学——塔斯基吉大学，针对600名塔斯基吉非裔男性，展开了一系列与梅毒相关的人体试验。这600人中，有399人在参与实验前就被确诊患有梅毒。公共卫生局允诺将向参与实验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体检和餐饮，但并没有给梅毒病人提供真正的救治。公共卫生局的真实目的，是观察和记录梅毒病人的发病情况，不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治疗。399名梅毒患者中，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上了当时致命的性病，而是被公共卫生局用治疗“坏血液”一类的含糊措辞搪塞过去。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青霉素就已经被医学界发现，可以用来有效治疗梅毒，但公共卫生部门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塔斯基吉的病患们一个接一个悲惨地离开人世。令人咋舌和费解的是，这项人体试验居然持续了长达40年之久，直到1972年，由于《纽约时报》将内幕全盘捅了出来，相关试验才草草得以收场。
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期间，纳粹德国参与人类活体试验的卡尔·波兰特和其他医生，一直辩称此类人体试验，在战前不过都是些平常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也都在做。这就让主持审判的盟国一方很没有面子，为了挽回些颜面，1947年，美国医学界和法律界主导起草了《纽伦堡守则》，作为纽伦堡审判的道德依据，该守则认定，未经实验对象同意的人体试验是非法行为。但很显然，从公共卫生部门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并没有认真遵守自家人制定的《纽伦堡守则》。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并不是美国活体试验的第一个案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例。
种族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在白人医生眼中，有色人种不过是与“人类”（白人）长得有所相似的亚人生物，用他们做医学实验，心中不会有太多愧疚。早在19世纪末，黄种人为主的菲律宾殖民地就被美国医学工作者认为是开展人体试验的天堂。美国陆军的军医曾让当地囚犯感染鼠疫。哈佛大学的教授也跑了过去，偷偷给24名囚犯注射了带有霍乱细菌的血清，部分血清还混杂着鼠疫杆菌，造成13人死亡。
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也被美国当作开展人体试验的绝佳场所。1944年的危地马拉政治动荡。这个被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控制了经济命脉的“香蕉共和国”，刚刚通过大罢工的方式赶走了极端亲美派的独裁者乌维科。不过，政局的变化没有根本性地影响美国在当地布局多年的利益网。作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后续项目，美国公共卫生局通过多种手段让1308名不知情的危地马拉居民感染上梅毒。虽然塔斯基吉的实验“卓有成效”，但这毕竟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的，一旦被曝光，实验执行者有可能会摊上很多的官司，由于面对危地马拉的有色人种进行试验，医生们并没有那么多顾忌。一如塔斯基吉实验，美国“专家”们细心记录了实验病患从被感染到发病、乃至死亡的全过程，只不过，危地马拉的实验，“专家”们的自主性更强，他们不必提前筛选哪些人患有梅毒，而是主动先让实验对象感染梅毒。很多人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胳膊上挨了一针，就成了梅毒实验的小白鼠。1944年至1948年进行的这次人体试验，共有83人死亡。
根据危地马拉梅毒研究项目的主任卡特勒所说，这样做是为了研究人体血-脑脊髓液屏障的有效性。
20世纪初，与种族主义并驾齐驱，流行于美国的另一股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残疾人、囚犯、孤儿、精神病患等等都被视作社会的弃物，可以随意处置。早在1880年代，就有医生将梅毒注射入夏威夷6名患有麻风病的女童体内，她们的年龄都不满12岁。1895年，纽约的一名儿科大夫亨利·海曼令两名精神残疾的男童感染淋病，其中年纪较小的一名还不满6岁。1908年，费城的医生还将结核杆菌的提纯蛋白滴入当地孤儿院的儿童眼中，导致大批实验对象双目永久失明。
美国，特别是美军对梅毒的人体试验“一往情深”，主要是由于美国士兵生活不检点，导致性病在军中广泛流行。如果说，上述的人体试验，其初衷还是通过牺牲一部分“低级”的个体，解决困扰人类的医学难题，那接下来的一篇要介绍的活体试验，就纯粹是为了伤人、杀人了。甚至试验的受害者，已经同种族、职业、社会地位、精神状态等毫无关系，真正做到了“活体试验面前，人人平等”。（特约撰稿 景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