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的肆虐和疫苗接种量停滞不前，美国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恶化，日增确诊病例数大幅反弹。据美国媒体报道，现有超过98%的美国人所处地区，存在高水平或大量的社区传播风险。
疫情暴发至今，美国已经有3600多万人确诊，近62万人丧生。尽管早就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一些美国政客忙着做的，不是积极抗疫，而是以病毒溯源为借口，为自身的失败甩锅。
回顾历史，美国的这一做法并不稀奇。从所谓的“西班牙大流感”到伊拉克战争，为了一己之私，美国政客们上演着推卸责任、栽赃陷害、甚至捏造证据的闹剧，散播着充满恶臭的“政治病毒”。
栽赃 让西班牙背上“大流感”黑锅
1918年至1919年，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流感吞噬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令人惊讶的除了巨大的病亡数字，还有这场大流感的名称——“西班牙大流感”。而以国家来命名疫情，只是因为是西班牙首先报道了流感的真实情况。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汉密尔顿说：“‘西班牙大流感’的称呼十分不妥，当时这场大流感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只是因为西班牙当时是中立国，没有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而交战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都有新闻审查制度，他们不想让大流感的消息影响战争。”
西班牙最早对其国内流感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报道，却也因此背上了大流感发源地的黑锅。
事实上，这场大流感并非始于西班牙，有记录的“零号病人”来自美国。1918年3月初，美国堪萨斯州福斯顿军营的一个厨师向医院报告了疑似“重感冒”的症状。短短几天之内，500多名士兵病倒，到3月底，患病士兵已增至1100名。
著有《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巴里说：“实际上，大流感首先暴发于一个位于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乡下小镇，那里是首个有报告发生致命大流感的地方。病毒从一个兵营传到了另一个。春季时，超过一半的军营已经被感染了，病毒也随他们到了欧洲，并进一步扩散开来。”
当时有一些国家认为，病毒必须来自他处，来自敌人。于是，大流感也被塑造为敌对国的阴谋。1918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名美国卫生官员的言论称，是德国人制造了病毒，派人通过潜水艇携带至美国，将病毒投放到剧院和其他人群聚集之地。
无端断定和推诿指责并没有让大流感停下无差别攻击的脚步，反而暴露了美式“政治病毒”的危险和丑恶嘴脸。
谎言 被捏造的“炭疽杆菌”证据
除了栽赃和污名化，必要时美国还会捏造证据。
伊拉克战争就是如此。
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也称伊拉克战争。
发动战争前，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动武的合法性，当时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宣称，已经掌握了伊拉克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甚至知道这些武器的具体存放位置。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拿着一小瓶不明物质，向与会人员阐述这一小瓶所谓的“炭疽杆菌”的威力有多大。
鲍威尔：“伊拉克1995年终于承认拥有炭疽杆菌，数量惊人。不到一勺子的炭疽杆菌，就这么一点点放在信封中，2001年秋天就使整个美国参议院瘫痪。”
然而直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拉克战争在2011年正式结束，美国也没有找到所谓的证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实是一大谎言。鲍威尔在联合国那场著名的表演，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分析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目的，一是为了控制伊拉克储量巨大的油气资源，二是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东的霸主地位。
刁大明：“美国显然是在试图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中东。当时除了盟友沙特外，伊拉克显然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却不与美国为伍的中东地区强国。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怀疑伊拉克在支持某些相关力量与美国为敌，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美国借口“反恐战争”直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实现了对伊拉克一定程度的控制，强化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
无视科学 在溯源问题上故伎重演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成为全球控制疫情最成功的国家，为疫情后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美国为了掩盖自身抗疫失败，更为了打压中国蒸蒸日上的国力，再次故伎重演。
今年3月，世卫组织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后，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自实验室泄漏。对于这一科学结论，美国政府选择了无视，并多次展开了自己所谓的“调查”。先是在3月到5月安排十几个情报组织出具所谓的“评估报告”，又在5月底下令，要求情报部门在90天内给出一份可靠的病毒溯源报告。
对于病毒溯源这样严肃的科学问题，美国政府却要交给情报机构来做，这样的做法就是以政治取代科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90天的期限越来越近，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迄今为止，负责调查的情报机构依然没有找到实质性证据，所谓的“90天”调查可能最终不会有明确结果。
历史已多次表明，长期以来真正阻碍国际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是美国的自私自利。新冠肺炎疫情终将过去，而以挑拨离间、栽赃陷害、捏造证据为特点的美式“政治病毒”，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将来可能也不会消失，因此更值得国际社会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