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第十三章《政策工具》里面说：
“中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制度的调整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举措：
首先，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大规模的反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廉洁度。朱镕基在当上总理的时候就以一种极端的口吻向腐败宣战：“我准备了100口棺材，1口留给自己，另外99口留给贪官污吏。”他的反腐行动被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所忽略。少数几位认识到其特殊重要性的学者之一是张五常。他评价道：“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
政府内部改革和肃贪行动……有力的保证了政府花的钱能够真正产生效益，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而不是流入少数特权人物的腰包……”
事实证明，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核心，就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一轮的肃贪行动比朱镕基当年更加深刻和严厉，把中国经济推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是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是物价平稳、官员廉洁的高速增长。把阻碍分配公平的两个核心问题给缓解了，这就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李晓鹏 著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在保障分配公平的前提下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在我前面引用过的那句话之中：“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创新驱动”的讲话，总的意思，就是要让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一个核心推动力，并且，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也就是说，以物价稳定和政府廉洁来保证收入公平，然后让市场机制和企业家来“创造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思路是很明白的：要想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来刺激经济发展，第一是搞建设，第二就是抓创新。
前者，就是政府自己上阵，修建一大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设施，比如08年以后我们修高铁来刺激经济发展。现在经济增速下降，发改委就集中审批了一大批基建项目，从交通通讯到农田水利等等。这些东西是中国政府的传统优势，一旦经济有下滑的迹象，马上就能变出一大堆项目出来开工建设，稳定局面。
另一个方面，在直接投资拉动之外，更要紧的事情，就是政府通过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来间接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激发民间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政府自己也要创新，大的技术创新也要政府组织攻关。这个呢，就是习总的“创新驱动”的根本用意了。
所以，在分配公平上，习抓反腐败，李总理抓宏观调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习讲创新驱动，李讲简政放权，这里面有着必然的政治经济逻辑。在“新常态”下，正确的处理“分配公平”和“创新驱动”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一条主线。近期的各种眼花缭乱的政策，用这一条主线来分析，其实可以分析的很清楚。简单来说，就是政策税收资源将会向弱势群体和创新者倾斜，而不属于这两者的群体就不会得到更多的资源。
我拿最近的几个政策来举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由于经济下滑，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呼吁说要减税，因为减税才能提高企业活力。@刘胜军改革 就在微博里面用里根和拉佛曲线的例子来催促中央给企业减税。但是中央最后减税没有？应该说有减税，但是恐怕这个减税的情况让很多人失望了。减的主要是小微企业税负。大中型企业的税收不仅没有减，反而增加了，因为反腐败以后征收比以前更严格、更规范了。更严重的是出台了专门的文件，严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搞税收返还、税收减免。这个冲击力极大，不仅以后不能减免，以前签订的地方政府的三免两减的协议也立刻失效了。
这个就体现了结构化调控的思路：普惠式的税收减免消失了，包括很多以前给外资企业的好处都没有了——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税收来调解收入分配，不能为了刺激经济盲目的减税。这种情况下，“里根革命”这种改革就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
对企业来说，要想从政府手里获得更多的资源、好处，主要看两点，第一是不是比较弱势的小微企业，第二是不是在搞创新。简单来说，就是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型新兴产业，就有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好处。除此以外的其它企业，如果大量投入技术研发也会有政策支持。但是单纯比投资量大、解决就业多、拉动GDP强，政府就要给廉价土地、税收优惠的时代，很快就要终结了。因为这种方式对大企业过分倾斜，像富士康以前到任何地方投资，各种土地税收优惠都是很惊人的。相反，小微企业反而没有跟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格。
现在，我们把以前给大企业的优惠收起来，现在不搞产业园土地税收优惠了，转而去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等等，把资源用到这些方面。政府产业支持的重点，就要从工业园区向创新创业社区转变。这个就体现了“分配公平”和“创新驱动”两方面的结合。
还有，第二个例子，现在很多媒体热炒什么外资企业大规模的在华关闭工厂什么的，讨论是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这也是传统思维模式得出的错误结论。微软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可没有关闭在中国的研究院，反而增加了在产品开发上的投入。诺基亚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那是因为它手机卖不动了，智能手机时代的微软和诺基亚基本被苹果、三星、华为、小米联合起来给玩死了。微软和诺基亚的工厂退一步，就是中国的华为小米进一步，这明明是好事，怎么让媒体给宣传成了坏事了呢？
外资撤离，除了中国产业升级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整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取消了各种外资优惠，另一方面还利用反垄断、税收审计、安全审查等方式来打击某些大型外企。简单来说，就是外资企业有些想撤的我们欢迎，有些想不撤的我们还要主动赶走呢。
我们以前缺钱，给予外资企业大量的优惠欢迎他们来投资。现在我们不缺钱了，缺土地、缺劳动力了。所以这些优惠就要取消了——你不能实现土地和劳动力的集约利用，占用每单位面积的土地不能为国家贡献足够的税收，那么你的工厂就不应该在中国继续运营了，就应该关门走人。我们中国不再欢迎这些个技术含量低的制造工厂了——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都一样。这些东西，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只有对自己的竞争力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才敢于主动这么做。
第三个例子，就是最近媒体热炒的企业交的各种社保资金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如果降低社保资金的交纳，那么企业税负减少，但是劳动者福利下降；如果不降低，那么现在企业交纳的这笔钱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量，可能会让某些企业不堪重负。
这个事情到了中央政府手里怎么办？前几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给出政策方向了：中小企业继续减税，社保资金交纳基本不动，只是失业保险从3%下降到2%。也就是说，立足于“分配公平”和“鼓励创新”的思路，体现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的社保交纳不变，但是针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大企业不减税。这样，既保障了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又减轻了小微企业的负担（总的交钱的盘子减少了），起到了鼓励创新创业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双重效果。但有钱的大企业想要借助炒作“企业负担重”来少交税、少交社保的希望就难免落空了。总之，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它的核心应该是以下三点：
1.在分配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更加侧重分配公平，先讲清楚分配公平问题，再来研究怎么拉动经济增长。不能通过牺牲社会公平来进行短期的经济刺激。主要体现就是反腐败、稳定物价房价、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
2.在经济增长内部，在土地资本投入拉动和创新驱动的关系上，更加侧重创新驱动，同时土地和资金面收紧，取消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地价补贴，各种资源向支持技术研发、人才培训、商业模式和管理创新等方面转移。主要体现就是创新驱动、简政放权、扶持小微创新企业等等；
3.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上，更加侧重“走出去”，更加侧重扶持民族企业、本土企业，而不是学习外国企业、利用外国资金。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甚至帮助本土企业打击外资企业。我们不害怕外资撤离，反而是要主动的帮助本土企业去把外资的市场和资源抢过来，国内国外的都要抢，先抢国内的，再抢国外的。主要体现就是“一带一路”、对外资企业反垄断、税务审查等等。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创新驱动，稳步向外扩张”。
这三个点，标志着中国经济就处在一个大拐点上，一个从以量为主到以质为主的拐点、一个从学习到超越的拐点、从引进到扩张的拐点。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这样的拐点早就该出现了。现在，GDP出现了一两个百分点的波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一年，中国都有的制造业企业破产倒闭，有人的生意陷入困境，有人下岗失业，这些其实都是国家经济结构升级调整的必然现象。所以每到年末年初的时候，各种中国经济不行了的声音都会汇聚起来：谁的朋友经营十几年的企业又倒闭了，谁的兄弟又找不到工作了……而且言之凿凿、有名有姓。特别是从05年人民币升值开始，沿海企业大批倒闭的新闻就每年都会被拿出来炒作一次，但最后呢？中国经济哪一年不困难？又有哪一年真的经济衰退了？没有优胜劣汰，哪里来的社会进步？其实我也可以讲，今年周围又有哪个朋友拿到了几百万的风险投资开始创业了，又有哪个朋友多拿了十几万的年终奖或者股票分红……这种案例也很多。中国经济的体量太庞大了，只要不搞过分的房价物价上涨来扭曲价格信号，不要因为分配不公平引发社会冲突或者社会动荡，那么它的“增长惯性”并不妨碍推着它按照原来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
所以，各种过分激进的改革措施，不过是有些人想把我们“忽悠瘸了”。只要继续按照“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创新驱动，稳步向外扩张”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进行微调。那么，2015年，中国经济依然有可能又快又好的向前发展：保持7%以上的增速，继续拉近和美国的差距，继续扩大和日本的差距，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继续普遍快速提高，社会稳定民生幸福=，各项改革继续在争议声中稳步推进同样，这些都不难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