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炎良 摄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到了最后窗口期”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增长下行压力融合在一起，也与新的科技革命融合在一起，同时又与新的国际市场变化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爬坡过坎期，体制性摩擦和结构性矛盾成为‘拦路虎’，这个背景下你不改革是不行的。”迟福林提出，在多方面因素高度融合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最后窗口期。
“我说这是最后窗口期，有的人不同意，说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怎么能说是最后窗口期呢？现实情况是，到2020年，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我国的整体发展就将处于被动状态；如果我们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那么我国GDP就会保持6%~7%的增速，并且还能为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看，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间节点，最后窗口期。因此，我提出要‘跳出短期看中期’、‘跳出速度看结构’、‘跳出政策看体制’。”
采访中，迟福林反复强调“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2020年是一个历史性节点，承上启下。到2020年能不能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中国能不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决定性基础。如果2020年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以上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走出一片新天地。”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四个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是较早就被提出来的。迟福林认为，它是“四个全面”能否实现的关键，它也将以前所未有的宽度、广度和深度推进各方面、各领域转型升级。
迟福林表示，与2014年相比，2015年改革将进一步得到深化。首先，经济改革具备更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而解决结构性矛盾，关键在政府改革。”迟福林说。今年在财税、金融、教育领域出台重大改革，结构性调整步伐加快，由此将对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次，从政府推出“三个清单”来看，政府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政府改革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迟福林认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的推出，是历史性的突破，是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标志。
第三，国企改革有望在今年取得重大突破。国企改革的方案必须把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在顶层推动人同时不可忽视地方的创造性。中央的国企改革设计方案应该不仅限于企业层面，也会涉及到国企改革的全局设计和结构性变化。
“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的获得感”
“从生存型阶段到发展型阶段，突出矛盾是什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但是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吃不饱饭，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突出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政府要尽快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迟福林说。
“老百姓怎么能够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呢？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想在各方面迅速拉平，很困难。”但是，迟福林表示，在国家财力已经有一定基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条件下，政府应当明确制度统一，底线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比如说，去年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改革，就在制度统一上迈出一大步。”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包括总体上实现城乡一体化。“我总说2020是一个历史节点，‘农民工’这个提法将在2020年成为历史，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日可待。”此外，迟福林还提出“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的概念。“现在我们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文化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太大。加强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配置，有利于合理地转移农民，有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同时也是拉动内需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采访的最后，迟福林表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把握两个方面，一是革新发展理念；二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理念来解释现阶段的问题。比如互联网创新，不能只靠政府而应该以’创客’为主体；再如，环境不只是发展条件而已经成为发展目标。正确的发展理念非常重要。”
“我30多年前就参与到改革研究中来，今天的改革将更深层次地触及利益关系，深刻而又复杂，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组织推动，才能打破利益藩篱，最终胜利推进。”迟福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