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研中探寻，在履职中思考，一年间，代表委员们步履匆匆。他们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用创新改善民生，为改革注入活力；他们推动政策落地，让“民生阳光”温暖每一个角落；他们以赤子之心聚焦传统文化，让传统融入现代生活，留住民族最深的记忆……
履职之责重千钧。今天，让我们走近八位代表委员。他们的故事，是这个群体的履职缩影。他们的视线，一直关注改革的进程、民生的细节，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新的一年，代表委员仍将脚沾泥土，躬身实践，为民尽心，为国献策。
——编 者
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代表
秸秆还田，为黑土地施肥
本报记者 刘洪超
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代表都在农村度过。
“这一年，我在农村是边工作边调研，今年我提出的建议是有关农村秸秆处理问题的。我国每年产生7亿吨秸秆废弃物，林业‘三废’也达7亿吨，由于劳动力少和机械化不发达，秸秆实际还田量仅为15%左右，被烧掉或废弃的量却超过了50%。秸秆的大量燃烧或废弃，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污染了环境。”为解决这一难题，陈温福去年带着自己的团队几乎全都泡在鞍山的农村，光他的车就跑了12万公里。
“东北2亿亩一米厚的黑土地，形成用了3亿年，开垦耕种五六十年，每年减少1厘米，现在就剩40—60厘米厚，照这个速度，再过40年，黑土地就消失了。”陈温福呼吁：“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轮耕不可能，但要尽力让土地得到营养补充。”
“我们研制的秸秆炭化还田技术，就是利用简易制炭设备与技术将秸秆炭化成生物炭，再以生物炭为基质生产缓释肥或土壤改良剂还田。”陈温福说，生物炭具有极好的吸附缓冲能力和保肥保水性能，可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提高肥力、解决土壤退化问题，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良性循环，“对于改造中低产田，实现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效显著”。目前，“生物炭暨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入选了辽宁省重点节能减排技术目录。
“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促进秸秆炭化还田技术在全国推广。”陈温福说。
上海长宁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代表
社区治理，小事写出大文章
本报记者 姜泓冰 励 漪
“阿拉社区居委会干部管的就是鸡毛蒜皮，做工作是从讲故事开始的。”时隔一年，再见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代表，她的衣服比往年鲜亮了、普通话说得更溜，不变的是依然快人快语。
2014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听到“小巷总理”朱国萍讲述的社区居民愿望后，表达了对创新社会治理的期待。此后一年，基层治理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一号课题，今年初出台“1+6”文件，将政府管理重心下移，强化基层建设。监督建议得到重视与回应，变成改革文件、落实操作，朱国萍更出名了。
朱国萍的居委会管理着一个有3000多居民的老小区，老年人多，弱势群体多，外来租户多，繁杂小事足够忙碌。她每年都在为居民做实事上动脑筋，比如挖潜解决停车难，建花园景观，增添老年人需要的健身设备和休息点。在她看来，代表首先要在本职工作里当样板，把老百姓关心的小事做好，这是老百姓选你做代表最基本的要求。
做了两届人大代表，朱国萍渐渐摸到了一点履职心得：从小事里面琢磨出点“大文章”来。平常把工作中发现、居民反映的有普遍性的难题记下来，比如居民遭受了网络诈骗、小区门口行人乱穿马路等，每年下半年做些调研、学习，仔细推敲后写成建议。每次全国人大组织代表调研，她都积极参加。“比起刚做代表时，我学到了很多，看问题深了。”
今年朱国萍关注的是“资源综合利用立法”，她认为：“我国是人均资源弱国，存在资源过度开发的情况。应该通过立法规范资源的开发利用，解决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矛盾。”
湖北潜江市委书记张桂华代表
农业升级，蹚出现代化之路
本报记者 时圣宇 程远州
“现在大家都在谈传统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其实农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而且形势非常严峻。”湖北潜江市委书记张桂华代表深有感触。前两年的人大会议上，张桂华都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建议：在农村探索转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支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种养殖业，等等。
一年来，张桂华的履职足迹，更多地出现在阡陌纵横之间。在调研中，张桂华发现种地成本节节攀升，农民打工挣的钱是务农的好几倍，农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唯有发展现代农业，才有出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潜江域内江河沟渠纵横交错，适宜发展小龙虾生产。“鼓励农民发展‘虾稻连作’种养模式，提高产品质量，依靠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营销蹚出一条路来。”张桂华心里有了数。
现代化农业的路“不好蹚”。刚推广时，老百姓积极性并不高。张桂华着急了，每个星期都要下乡好几次，跟老百姓在田里聊天，跟专业人员讨论技术问题，他发现了症结：“‘虾稻连作’成本高，农民没有技术不敢尝试；规模化经营必须要土地流转，得有‘能人’带头。”
没有技术，给技术；不成规模，政府扶持。农民迎来了一系列好政策：小龙虾养殖按亩数补贴；推出水产养殖保险；技术员下乡教学；引导土地有效流转。截至去年底，潜江已有30万亩“虾稻连作”田，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收贡献600元。
“现在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好时机。”只要是农业话题，张桂华都会重点关注。除了继续关注农业现代化升级，他今年还建议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立法，“农业，也需要提高效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潘鲁生委员
留住乡愁，立法保护传统村落
本报记者 王 珏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潘鲁生委员充满感慨，我们要重视农村文化生态，留住国民的集体乡愁。
过去一年里，潘鲁生先后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传统村落调研，并对山东传统村落进行了普查。
看到传统村落人去屋空的凋敝景象，潘鲁生感到痛心，“传统村落保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空心化。青壮年进城务工，老弱妇孺缺少发展生产、传承文化的动力”。在调研中，他发现，不仅是有形的景观面临老化和损毁，还有无形层面上礼俗的弱化，“许多传统村落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姻亲关系、方言俗语、历史记忆已经改变、弱化甚至消散了”。
潘鲁生发现，云贵川等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一方面蕴藏丰富的手工艺资源，苗绣、苗银、彝族漆器、黎族织锦工艺精湛，极富特色；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结构单一，以农牧为主，生态环境有所恶化，且交通不便，脱贫难度大。因此，他提出复兴传统村落文化特色，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村落实施“传统手工艺扶贫计划”的建议，并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发起了到传统村落去“寻找身边的手艺”活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村落里的非遗，传承中华造物的智慧文脉。
“我们不仅要寻找和发掘蕴藏在传统村落的文化种子，还要真正让保护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潘鲁生建议出台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条例，进一步划定保护红线，解决传统村落认定、评估和保护的原则问题；实现有法可依，明确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责任、实施机构和法律责任；健全“政府主导、专家参与、村民受益、社会协作”的传统村落保护机制等。
山东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王新陆委员
推广中医，要立足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潘俊强
“中医正处于萎缩状态，现在，针灸、推拿都很难找到专业的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王新陆委员坦言。这几年，王新陆不停走访各地，调研中医面临的困境。
王新陆是一名中医专家，在他眼里，传统中医一直为中国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他就纳闷了：好好的中医，这些年为啥遭受“冷遇”呢？调研后他发现，“大家对中医的知识还不够了解，再就是太多骗术跟中医联系在一起，老百姓都不相信了。”
王新陆很感慨：如果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中医便成了无源之水，谈何传承。此后，每次到农村调研，王新陆都会向老百姓介绍中医知识，消除认识误区。“但光靠我讲是远远不够的”，王新陆联合一些委员重点关注农村地区的中医发展情况。经过努力，山东的一些农村地区，已陆续建立起了“国医堂”，推广中医。
然而，推广中医总不是一帆风顺。要让群众相信中医，就必须培养一批中医人才。目前，“国医堂”的医生每年都会到当地的中医院、卫校进行培训，医疗水平得到了保障。此外，王新陆上课之余也不忘关心中医人才：“对有志从事中医的学生，我一直都在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他们的困难我都尽力想法帮忙。”
虽然推广中医已经取得了一点成绩，但王新陆心里很清楚：“中医要扎根，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他鼓励中医从业者要多传播中医文化，从根源上破除群众对中医的误解。
“群众有需求，中医发展才会有动力。”今年政协会议，王新陆建议，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将中医特殊治疗的费用与医保挂钩，并加大基层中医人才的培养。
中国聋哑人协会副主席于兵委员
无声履职 心系聋哑人权益
本报记者 刘 畅
当委员们激烈讨论时，于兵紧紧地盯着助理，看他的手语翻译。于兵是聋哑人，作为中国聋哑人协会副主席的他，这是第十三次来北京参政议政。
现在打开电视，很多节目都配有字幕，两会直播也有手语角。在2003年，于兵第一次在提案中建议，所有电视节目都要配上字幕、提供手语服务，但响应者寥寥。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提案，他看到变化在一点点发生。于兵有一种满足感，也更加珍视自己的身份。
为了解更多聋哑人的诉求，于兵每年都去很多地方调研。有一次，他去长白山附近的农村调研，来到一户农家。夫妇俩都是聋哑人，孩子在外地上学，家里除了一口锅就没有像样的家什，窗是破的，墙用报纸糊着。为了去看孩子，夫妇俩舍不得坐车，经常要走整晚的夜路。看到聋哑人因为无法与外界沟通，成为残疾人中的“困难户”，既不能表达心声也不了解社会，于兵特别难过。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座桥梁，带着这2700万人的诉求去履职。
以前，联系主要靠电话，可这对聋哑人毫无意义。随着手机短信、微信和远程视频的推广，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很多聋哑人都能走进世界。他有一个QQ群，联络着远方的聋哑人朋友，也经常去聋哑人论坛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化手段的推广，给于兵的履职带来了更多便利。
在履职中，总有一些悲伤刺痛着于兵的心。一个在福利企业工作的聋哑人，连续工作12小时后，手卷进了机器，断了。根据现有的工伤等级鉴定和赔偿标准，他只能得到一次性经济赔偿十几万元。可对聋哑人来说，手是与外界沟通的工具，没了手，就第二次失去了“话语”。尽管于兵尽力协调帮忙，终究也没能让伤者获得更多赔偿。
今年参加政协会议，于兵就将改变工伤伤残等级鉴定标准列入提案，希望政策规定能考虑到手对聋哑人的重要性，提高赔偿标准。通过这些年的履职，于兵觉得，自己就是播种机，只要不停播种，终会生出希望。
宁夏同心县罗家河湾村村医马玉花代表
关注村医 托起基层医疗网底
本报记者 时圣宇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王团镇罗家河湾村村医马玉花代表，已在基层服务18年，承担着全村2464名村民小病诊治、计划免疫、妇女保健、计划生育等繁杂的医疗服务工作。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村医代表，马玉花一直关注村医这个群体。
“乡村医生没有福利待遇，没有养老保障，甚至没有身份，‘白大褂’一脱，就和农民一样。这样的状况，怎能吸引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加入？”马玉花说。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医卫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队伍，搞防疫、建档案，田间地头家家串、隔三差五来随访，是村医们普遍的工作状态。但目前，由于身份、待遇及养老等问题，村医队伍很难吸引年轻人进来，人才流失严重。据她统计，同心县60%的村医年龄都在50岁以上。
经过长时间的走访调研，马玉花建议：加快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明确乡村医生的身份，建立统一规范的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制度，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她表示，通过规范化培训和考试，将有能力的乡村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能够稳定和强化乡村医生队伍，提升乡村医生执业水平。
“村医平时所做的都是我国医疗事业最基础性的工作。”她用手比划了一个网状说，“村医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网底’，如果‘网底’破了，整个国家的医疗事业就会失去重要支撑。千万不要让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网底’破了！”马玉花说。
作为一名回族女代表，马玉花也关注民族地区的医疗状况，“民族地区大病返贫是个突出问题，不少家庭因病致贫、大病返贫很普遍，建议国家能将医疗报销比例合理调配，真正让民族地区老百姓病有所医，确保能看得起病。我想，这也是全国很多村医的共同心声。”
湖南新化展望村村委会主任杨娟娟代表
优化师资 为山里娃争取好教育
本报记者 杨芳秀
杨娟娟，是国家级贫困县——新化县展望村的80后村委会主任，也是20年来该县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干在农村，凡是跟农村相关的话题，她都很关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她带来的建议个个与农村有关。其中她最关心的，莫过于边远贫困山区教师队伍的建设。
“以处于武陵山片区的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新化县为例，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队伍存在不少困难：教师总量不足，编制核定缺乏弹性；农村教师老龄化突出，学科教师结构不合理；骨干教师流失严重，短期教师补充机制无法形成稳定的师资队伍……”一谈到这个话题，她的话匣子就收不住。
为摸清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她跑遍了新化县的几十所学校。她清晰地记得，当敲开一户留守儿童的家门时，大人不在，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开了门，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从里屋掏了些生花生和红薯干放在桌上，淳朴而沉默。一看他的考试成绩，不是5分就是8分，令人心酸。在另一所学校调研时她看到，由于教室紧张，一间教室的三面墙上各放一块黑板，三个年级的学生由一个老师同时教，一年级讲课时，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只能写作业，课堂非常混乱。
类似的情况她屡屡碰到。“这些农村孩子，还没有开始自己的人生路就基本被定格了。”她有些伤感地说：“我要为这些孩子争取到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大量调研后，她有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她建议：深化定向培养，推行弹性编制管理；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创新城乡教师交流机制；建立扎根农村的骨干教师补助制度等。
“再苦再累，只要能替农民朋友说上话，我就觉得值！”在她的身上，溢出来一种深深的农村情结。
特刊视觉统筹 宋 嵩 蔡华伟 李姿阅 刘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