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在日军刺刀下修路
“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劳工”。日本对中国劳工的强制奴役，是日本侵华期间所犯下的重要罪行之一。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劳工招募和管理机构，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每年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掳掠大批劳工在中国各地和日本及东南亚其它占领地，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并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压榨与迫害。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
第一，日本驱使劳工直接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各种劳役并残忍迫害。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掠夺资源、修建军事工程等目的，利用骗招、抓捕等手段强征数千万中国劳工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住在破烂的工棚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长年遭受非人的奴役，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许多人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惨死。遍布中国各地的“千人坟”、“万人坑”是日本强制奴役中国劳工的见证！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在辽宁省抚顺煤矿，日本前后奴役劳工近百万，留下“万人坑”30余个，死难者至少25万人；在辽宁省阜新煤矿，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13万；在黑龙江省鸡西煤矿，留下“万人坑”7处，修建炼人炉5座，遇害劳工10万左右；在吉林市丰满水电站，使用劳工总数超过12万人，大量死亡，始建于1937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也未全部完工；在黑龙江省沿中苏边境，日军强制奴役中国劳工200余万人修筑了大量军事要塞，仅东宁要塞一处便至少使用17万名劳工，因人员高度集中，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生活条件极差，加上日军的残酷迫害，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在大连海港日军设立“华工收容所”，住过3万余名劳工，被称为“红房子驴”，1940年夏天，疾病流行，这里每天平均死亡40人；1936年，日军为防止泄密将修筑军事设施的中国工人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1941年，日军在上海江湾五角场修建庞大的军事基地，秘密开掘隧道，后以保密为名将全部劳工杀害；在山西，在日军“以人换煤”的政策下，大批中国矿工死亡，仅1941年死亡矿工即达869名，受伤2983名，死亡率达56.5％，死亡总数高达6万人；大同南沟万人坑是日军活埋煤峪口煤矿工人的地方，这样的万人坑在大同煤矿有14处。日本控制下的矿山、工厂多设有刑务所，专门对不满日本统治的工人进行审讯迫害，并强制劳动。
第二，战争后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大规模强征中国劳工到日本做苦役。1943年至1945年间，日本将4万左右的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掳至日本从事矿山开采、装卸车船等苦役，被迫害致死者6800多人，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们才得以回国。
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开始“试验移入”中国劳工。1944年2月28日，日本内阁次官会议做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将“试验移入”改为“正式移入”，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奴役中国劳工。遍及中国25个省区的数万劳工被强掳到日本35家企业所属的135个作业场所从事苦役。日本侵略者每年从华北各省骗招和或抓上百万劳工，都要通过车站或码头转运到东北等地和日本国内。因此，他们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开封、徐州、新乡、塘沽和青岛等城市遍设劳工收容所。这些收容所既是劳工转运站，又是日本法西斯残害中国劳工的集中营。天津塘沽港是侵华日军押送中国劳工赴日本的一个重要港口，据统计从该港口被送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20686人。
中国被掳劳工痛恨日本的非人虐待，进行了激烈抗争，花冈起义是典型的一例。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征至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折磨，1945年6月30日中国劳工在耿谆的领导下举行举行起义，次日遭到镇压，日本军警对起义劳工进行了残酷的杀害和折磨。是为花冈起义，又称“花冈事件”。劳工个人也不断进行反抗，刘连仁案便是突出代表。刘连仁是山东高密县的普通农民，1944年10月，被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当苦力。1945年7月30日，由于不堪忍受奴役和虐待，刘连仁逃出劳动地，最后到达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洞中隐藏下来，连战争结束也不知道，在山洞中过了13年的非人生活。直到1958年2月被当地猎人发现，刘连仁才得以重见天日。
日本还将大批劳工抓到其南洋占领地充当苦力。1943年日军抓捕1500余人，押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日军的军事工程服苦役。日本投降时，仅剩7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