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成都5月7日消息（记者陈锐海 郑重）安康家园这扇门，如今出入的人屈指可数。
常年生活在小院里头的，仅剩5个初中生和6个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人气最旺也要等到周末——其他43个孩子从寄宿高中回来的时候。再过四年，等年纪最小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小院将彻底人去楼空。
这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专门设立的家园，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曾经生活着672个在震中失去父母或家人的孤困儿童。他们把这儿当成“第二个家”，在这个“避风港”里疗伤，走出心灵的余震，重建震后的生活。
十年间，长大的孩子一拨接着一拨走出家园的大门。他们把童年和青春期留在身后的院落，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走入大学校园，也有人忙碌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不管去处如何，在园长胡源忠的眼中，这些孩子都“在或深或浅的伤痕上，开出成长的花”，“每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天都要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绵阳安县，地震发生，11岁的彭豪迅速从教室跑出来。
之后，他没等来父母，却被前来接孩子的同乡告知，他的爸妈可能不在了。“没有看见人，反正我还是不相信，就一直等。”第二天，小彭豪等来带着噩耗的伯父。
直到回村，他才相信这个现实。眼前的两座山合在一起，整个村庄都没了，连一块砖也看不见，全是石头。爷爷、奶奶、妈妈，还有两岁的弟弟，当天就在家，或许全在废墟之下。在外开货车的爸爸，至今仍杳无音信。“每次给他们烧纸，都是凭着大概的位置，找一个地方跟家人说说话。”彭豪完全不知道家人遇难的具体位置。
一夜之间，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开始对未来产生莫名的恐惧。“天都要塌了，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在彭豪对前路感到“迷茫”的同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专为四川震区孤困儿童设立一个安康家园。在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建设后，安康家园于2008年5月18日在日照成立，并接收来自四川德阳、绵阳、广元、阿坝州等地31个县（区、市）的712名重灾区孤困儿童。当时他们年龄最小为3岁，最大19岁。
一年后，安康家园从日照迁回成都市双流区，除去已经离开家园的高中生，当时仍有672名孩子生活其中。
走出心灵的余震
刚到安康家园，彭豪依旧对未知的将来充满不安，“也不知道家乡这边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以后自己一个人怎么办？”他有很多心事想找人说，却不知道找谁，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有些话要和最亲的人才能说。”
当时安康家园有86位具备教育、心理和护理经验的“安康妈妈”，专职负责灾区孤困儿童的学习、抚养、教育。但彭豪“那个时候特别不信任阿姨，总觉得是外人”。
在安康家园照顾了9年孩子的李书曼还记得，孩子们刚来时“有防备的感觉”。有时看彭豪心情不好，李书曼过去搭话，他却不吭声。他们的屋子也总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怕挨骂。“感情和信任是需要用时间慢慢培养的。”她给情绪低落的孩子自处的空间，等他们平静了，才走过去，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
每逢父母周年祭，平时爱打闹的男孩子会变得“很封闭”——放学回来就躺在床上，话也不说，到了饭点，水米不进。对此，安康妈妈什么也不说，把这几个男孩拉到家园附近的田埂上，让他们在水沟旁给爸妈烧点纸，说说话，哭一阵，回来后就好多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能做的，就是在他们不需要我们时，我们在旁边看着；在他们需要我们时，一转身就能找到人。”几乎每个受访的安康妈妈都认为，在震后的最初阶段，除了让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干预外，他们能提供给孩子的，就是陪伴和依靠。
有段时间，一个宿舍的八个女孩儿轮着做噩梦，梦到地震，大家被吓醒，然后开始哭。安康妈妈跑过来，守在她们身旁，或者把孩子叫到自己屋里，娘俩躺在床上，开始“扯话题”——“梦见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在想你了。”黑暗中，阿姨在偷偷抹眼泪，然后笑着说：“现在有我在这儿照顾你们，没关系的。”
彭豪还记得，“跟阿姨聊多了，熟悉之后，心里有什么话也就自然说出来了。”
之后，李书曼发现，原本不爱说话的孩子会跑过来，跟她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有时他们把老师奖励的零食带回来，给阿姨留着，自己却舍不得吃。时间一长，年龄小的娃娃喊她“妈妈”，大点的则叫“李妈”或“阿姨”。比起一开始，彼此间的“距离要近一点”。
“感觉她们其实挺累的”
抚平心头的伤痛是困难的，但过好日常的生活也不容易，尤其是要同时照顾672个孩子。
安康妈妈的一天就跟打仗似的，围着这帮孩子转，时间被精准地切成碎片。清晨五点半起床，督促他们洗漱、收拾内务、吃早餐后，再整形队列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学校。回来后，洗衣服、晾被子，折腾完家务，太阳也就挪到正空，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周而复始。
夜里孩子们睡下，她们还要时不时来到门外，趴在小窗上，借着弱光看大家踢没踢被子，等回去睡觉时，时间已过零点。
照顾了近十年孩子，李书曼和同事们最怕娃娃生病。“每个孩子一年生一次病不过分吧，6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2个。想想就……怎么过来的呢？”
有一天夜里，都过十二点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发起高烧，这把李书曼急坏了。偏偏屋外又下大雨，实在没办法，她只能把自己的衣服披到娃娃身上，抱着他打了一辆车赶到医院。验血、验尿、打针，小男孩一晚上都缩在李阿姨怀里。
回来后，李书曼把孩子放到自己屋里，隔一会儿就摸他的头，看有没有退烧，一夜都没睡好，“如果你给他耽搁了，引起其他并发症或者后遗症，我们心里会很内疚，不好交差。”
“她们其实挺累的，基本上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连家人都没去陪。”彭豪说，有时阿姨的孩子会被送到家园和妈妈玩一会儿，然后只能哭着被带走，“看着挺心疼的”。
刚来的那段时间，李书曼的儿子正在读初三，即将中考，但她回家的时间寥寥无几，总担心青春期的儿子缺少管束，在外面学坏，所以每天晚上都给儿子打电话，“交流一下”。一开始她很难适应这样的工作，也考虑过离开，但总想着做完这学期，等娃娃们放假了再说。慢慢地，她又觉得相处下来，跟娃娃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最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孩子可以爱，但不能惯”
八人一间的宿舍收拾得整洁干净。床头的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平整的床单鲜少出现褶皱，窗台上的杯具朝向一致，地面不能脏，垃圾每天扔,出家门必须报备......安康家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里实行着半军事化的管理。
“孩子可以爱，但不能惯。普通人家的孩子有父母，不说再为你遮风挡雨，但他在后边能推着，或者在边上能为你打气。咱们孩子面对风雨是360度无死角，都得自己扛。而且说实在的，他们羽翼未丰，哪怕是大学毕业，离开时也还比较稚嫩。”园长胡源忠说。
他在孩子们的眼中是一个“严厉的爸爸”。当过兵的他，脸上总挂着严肃的神情。男孩只要在外跟人打架，不管什么原因，他都要先批评教育。周末一到，女孩子三五成群出去玩，要是碰上老问她们“作业写了没”的胡园长，脸上的欢笑马上消失。孩子们挺怕他的，在“胡爸爸”面前免不了要规行矩步。
严格管教之中夹杂着摩擦和冲突，尤其在面对叛逆期孩子时，安康妈妈常被气哭。
现在回想起来，彭豪觉得读职高的那三年，是自己最叛逆的时候。每天总想着玩，上课不认真，晚上也不好好休息，宿舍几个男生躺下后总爱聊到三更半夜。照顾他们的李书曼唠叨起来，他们觉得烦，不爱听，有时候还会杠上几句。火气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句“关你什么事？你管我干什么？”就随口砸了过去。
过后冷静下来，彭豪又后悔了，他知道阿姨肯定会伤心。但这个犯错的男孩儿又拉不下面子去道歉，只能在阿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在旁边插一两句嘴，“让她知道我做错了”。
“我们就是要给他家的感觉，家人之间要互相包容理解，但也要有规矩，犯了错就得批评教育，这些都要有。”李书曼说。
少年出走
时间在这座院子里留下不少印记。十年间，白色的墙壁开始泛黄，新建家园时刚栽下的树苗已高至两层楼，安康妈妈的头上也藏了白发，孩子们逐渐拔高，一拨接着一拨离开家门，到墙外的天地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安康家园生活了六年，彭豪想去看外面的世界。2014年，17岁的他刚从职业高中毕业就打算出去“拼一下，把自己养活，不再给家园和家人增添负担”。
他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护下生长，地震后又有安康妈妈的照顾，突然要出去自力更生，李书曼总放心不下。更何况这是一个脾气火爆、看到伙伴被欺负就能干架的少年。出发前，李书曼一直叮嘱他：“刚出去肯定会吃亏，要学会忍”，“在外面做事要认真，把一件事做好了才叫把事做了”。四年前，他把这些话打包进行李袋，拉出了家园。
现实世界跟想象的相差甚远。车间的流水线上，彭豪的工作只有一个——往汽车里加水箱。他从早忙到晚，十个小时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不到两个月，他觉得“很烦恼，这样下去没有意义”。
受委屈时，彭豪特别想给李书曼打电话，但有时还是放弃了——怕她白操心。等到阿姨打过来，问工作怎么样时，彭豪却笑嘻嘻回复：“还挺好的，很习惯。”
拿了第一份工资，960块，他骑着电瓶车跑回安康家园，要请李书曼吃饭。“她照顾你那么久，赚了钱还是要回去看一下，不管是多少钱。”那天阿姨很高兴，还没吃完饭，就把账结了，“她觉得我们刚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那一天，彭豪烟不离手，一根接着一根，李书曼还跟以前一样唠叨他：“我说你少吃点烟，你这么年轻，等你活到七八十岁，烟龄都几十年，好吓人。”
后来，彭豪换了手机号码，有段时间没联系李阿姨。其他离开家园的孩子，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人也没能和安康妈妈联系。太久没收到消息，李书曼会想：“娃娃们现在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她心理还是担心：“这些孩子家里是没有人给他出建议的，也没人去问他在外面工作如何，各方面如何，没得人去关心他，最怕他们走上歧途。”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最近，李书曼和彭豪联系上。让她感到意外又欣慰的是，汽车厂的工作，彭豪一直做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车间管理员，月收入有五六千元，“我说阿姨觉得你能坚持四年挺不错的，给你个赞。”
21岁的彭豪已经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以前“月光”的他，如今开始省吃俭用，想尽快攒钱，好买房买车。
十年来，624名离开家园的孩子，有282人步入大学校园，342人从职高毕业或直接就业。这群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还是在读研究生，有人当了老师，也有人成了人民警察......每一个人都是园长胡源忠的“骄傲”。
时间退回2008年10月，成都安康家园正在建设，当时在民政局工作的胡源忠，被派去北京树人·瑞贝学校看望暂时安置在那儿的震后孤困儿童。教学楼的走廊上，他看到教室里站着三个来自重灾区的小女孩，她们正唱着一首歌：“我想有个妈妈，我想有个爸爸......”看到她们还那么小，胡源忠眼角泛光。
这些年，长大的孩子逐渐离开家园，胡源忠倒也没怎么伤感，“走了一拨，后面还有一拨呢”。但他不知道最后一拨孩子离开时，自己会松一口气，还是感觉不舍，“也许要到那一天我才能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