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
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是谁？
每天绑扎300公斤钢筋的“铁姑娘”又是谁？
打破大锅饭，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
又从何时开始？
让小青为您揭秘“深圳速度”，
翻开深圳特区第一代建设者们的故事。
故事1：工地上的“牛郎织女”
1983年4月，时任中建三局副局长的李传芳赴深圳驻点，全权负责三局在深的业务，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工作。李传芳意识到国贸工程的重要性，干成功了将成为中国建筑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失败了不仅个人前途受损，中建三局也会被赶出深圳。
在她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动员会上严肃地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我们来了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音刚落，一些人就笑出了声。因为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也在工地上，并担任项目总工程师。她补充道：“全部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也不例外。”另外，除特殊情况，谁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建设成功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故事2：局长亲手煮的面
许多老员工在回忆国贸建设这段往事时都感叹，“无论是多大的领导，在工地都没有特权，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的人民南路还是一片泥泞，张恩沛为了让加班的员工填饱肚子，亲自为大家煮从湖北带来的挂面。有时下雨，他就撑着伞挡住锅，待面差不多熟了，他一声“走起”，同事用抹布包住锅沿，双手端起锅，向工棚里冲，张恩沛则撑着伞挡住锅跟着一路小跑，口中还喊着：“小心点，别撒了！” 至今还有老职工自豪地说，“我可是吃过张局长亲手煮的面。”
故事3：“四顶红帽子”的重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缔造深圳速度的“四顶红帽子”反复出现在各种报章上。他们是中建三局项目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厉复兴，总工程师俞飞熊和滑模主管罗君东。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第二次、第三次试滑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一时间批评、谩骂声铺天盖地，很多外电记者蹲点等着报道国贸大厦坍塌，“四顶红帽子”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甲方负责人甚至说，“你们要包赔我的损失，赶早给我滚蛋！”
怎么办？滑模究竟能否成功？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瞬间袭来，大家没日没夜的总结失败教训，一头扎进工地，做实验、测数据，经过一次次滑模技术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光有先进技术不行，物料质量跟不上。
当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陋的会议室，“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张恩沛听了他们的汇报，心潮澎湃。随后问道，“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要！”俞飞熊甚至承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意去坐牢。”
但是购买5万元以上设备要经过漫长审批还可能不被政府批准，怎么办？工期临近，张恩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没有经过任何批准，他以个人名义做担保，用外汇券从香港贷款购买了十几台国外先进设备。
1983年9月18日，第四次滑模正式开始，在16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滑模缓缓提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混凝土墙面又平又光！” 瞬间现场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一片，“四顶红帽子”相拥而泣。
滑模的成功，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地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工人的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挂钩，原本工人一个月只能拿十几元，但在国贸建设期间，最高能拿600多元。
故事4：“铁姑娘”的国贸芳华
18岁的杜先芳刚到国贸大厦工地，和大多数女生一样，被分到了项目钢筋班组，这个班组被称为“铁姑娘班”。
“与身体的疼痛相比，心里的恐惧才是更难跨越的。”杜先芳回忆，深圳国贸大厦从第三层开始滑模，“铁姑娘”们要负责绑扎钢筋，跟随着滑模一直攀上150米高空。杜先芳还记得第一次站上十几米高的操作板面，望着脚下缩小了半圈的熟悉风景，真是脚步打颤、手心冒汗。
国贸大厦随后进入快速施工期，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不断“长”高，满怀喜悦的“铁姑娘”们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当时，杜先芳所负责的双观电梯区域难度颇高，钢筋排布造型复杂、体积大。下班后她经常向老师傅请教，上班时顶着高处的寒风与流下的保养用水稳步进行绑扎，越来越熟练，到后来平均每天可以完成300公斤重的钢筋绑扎。
一次验收，180斤重的验收组长站在杜先芳绑扎好的钢筋上晃动几下，钢筋几乎纹丝不动。欣喜的杜先芳在几个老师傅的撺掇下爬上了龙门架，望着脚下的高楼和遍布深圳的建设工地，她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不恐高了，还忍不住站在上面唱了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
重温缔造“深圳奇迹”背后的故事,
体会中建人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儿。
无奋斗，不青春！
今天的你，也同样行！
（参考：中国建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