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光芒
——追记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院士
△2001年,高伯龙正在进行科研工作。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两只紧紧握着的手上。
这是两只普通而又苍老的手。和许多老年人的手一样,粗糙、布满老年斑。
这又是两只极不普通的手。它们从20世纪70年代“握”到一起,就再也没有松开。它们和更多双手一起,开辟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陀螺研发道路。
这两只手的主人,一位是89岁的高伯龙,一位是82岁的丁金星。
2017年9月8日，高伯龙院士在病房坚持查阅资料。何书远 摄
这是2017年夏季的一天。此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倚靠在病床上,他无比惋惜地对丁金星说:“老丁,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话未讲完,他的眼眶里已噙满泪水。
丁金星也哽咽了,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滑落。他没有说话,只是更加有力地握住高伯龙院士的手。
“这是我们相识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落泪……”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后,当时的情形依旧清晰地烙印在丁金星的脑海中。
当年,他们意气风发,战斗在湘江之畔,创造了世界激光陀螺领域里的“中国精度”。
如今,高伯龙院士已经离开。他那眼底的热泪,仍留在“老搭档”丁金星心中。那句“我怕是完不成了”,也成了高伯龙院士与毕生奋斗事业的诀别书。
回望这位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的一生,高伯龙院士就像一束能量高度集中的光芒,照亮着激光陀螺自主创新的征程。
■光之魂:报国之志从未偏航
“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
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
阳光透过层层绿叶,将点点光斑洒在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楼房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楼是一个沉默的存在。
这里,便是如今已名满天下的激光陀螺实验楼。它还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代号——208教研室。
这里,也是高伯龙院士奋斗了一辈子的“战场”。有关他的一切,都可以从这座楼讲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实验装置。激光陀螺,被称为惯性导航系统的“心脏”,是飞机、舰船、导弹等精确定位和精准制导的核心部件。
这一科研成果引发世界震动。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的高伯龙是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员。当时的他并不知道,10年之后,他将与这枚小小的“陀螺”共同高速旋转,直到生命尽头。
“搞激光陀螺,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须学会爬山而不能想着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龙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
把国家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把国家的选择当作自己的选择。这是高伯龙院士给出的人生答案。但回顾院士一生,激光陀螺并不是他答案中的唯一选项。
少年时代,日寇入侵,神州板荡。高伯龙辗转三地,入读8所学校才上完小学。一路颠沛流离,一路兵荒马乱,高伯龙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他在给堂妹高长龙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枪,但用拳头也要把敌人打死。”
1961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高伯龙。
深受父亲的影响,热爱数理的高伯龙发奋学习,立志以科学救国、强国,最终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不久,决心在理论物理领域干一番事业的高伯龙,迎面遇上大时代——刚刚成立的哈军工急需教师骨干,一纸调令,高伯龙成了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师。
彼时,高伯龙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论物理研究。在哈军工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得知情况后,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专门把高伯龙请到家里吃饭挽留。后来,高伯龙对自己的清华同窗杨士莪说:“陈赓院长请我到家里吃饭,我就知道走不了了。”
从前半生魂牵梦绕的理论物理,到后半生倾力投入的应用物理,个人命运之河的偶然转折,成就了一项科研事业的全新起点。
高伯龙教授在指导科研人员调试激光器
1970年,哈军工迁往长沙,后来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就在哈军工南迁的第2年,科学家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技术原理的小纸片,郑重地交给了他们。
“高伯龙一来,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丁金星说起与高伯龙院士相识的场景,笑容满面。
茨威格说,在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单看高伯龙的履历,51岁晋升教授,69岁评院士,属典型的大器晚成。但幸运的是,高伯龙遇见了激光陀螺事业,而中国的激光陀螺事业也遇见了高伯龙。
从此,共和国激光陀螺科研事业拉开了光荣与梦想的幕布,开启了艰难与辉煌的征程。
■光之旅:瞄准前沿加速追赶
“我们起步已经晚了,
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正如公众对“激光陀螺”这个专业名词的陌生,很多年里,高伯龙这个在专业领域内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翻阅有关新闻档案,各大媒体对高伯龙及其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报道,集中在2014年。
在当年的报道中,高伯龙率领的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这一刻,距离激光陀螺开始研制已经过去整整43年;这一刻,团队的灵魂人物高伯龙院士却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
1991年，高伯龙参加激光陀螺评议会。
43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回过头来看,团队中的科研人员都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斌在1991年保送就读高伯龙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来到这间由食堂改成的实验室时,他着实惊呆了:在这间放满了陈旧实验设备的“小作坊”里,竟然还放着油盐酱醋……
后来,张斌明白了:“为了节省时间,老师经常在实验室里下面条。这些调料根本不是救急用的,而是实验室常备啊!”
“自主设计”4个字背后蕴含的艰辛,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方能体会。激光器检测要求在封闭、洁净的环境中进行,没有空调,不能用电扇,高伯龙和同事们在密不透风的“大闷罐”里,通宵达旦做测试……
1991年，高伯龙指导博士生工作。
一次,高伯龙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试验,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爱人曾遂珍看了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为啥就不能悠着点干?”高伯龙笑笑说:“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激光陀螺虽小,却集成了光、电、机、材料等诸多领域尖端技术。它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这一领域的后来者,高伯龙和他的创新团队一刻也没有停下加速追赶的脚步。某种意义上,“追赶世界前沿”这一目标始终吸引着他们、伴随着他们、考验着他们。
摆在高伯龙和团队面前的挑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艰苦。事实上,从起跑那一刻起,高伯龙便是广受质疑的“少数派”。
从“少数派”变成“技术权威”,这正是高伯龙传奇故事中最为激动人心之处。
1975年,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高伯龙一鸣惊人——依照我国当时的工艺水平,必须采用四频差动陀螺方案!此言一出,等于否定了国内的通行方案,一时四下哗然。但高伯龙用扎实的理论和计算说服了众多与会专家。
次年,高伯龙写出中国激光陀螺理论的奠基之作《环形激光讲义》。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不学这本书,就不敢说“入了门”。
攻关之路多险阻。1984年,实验室样机鉴定通过时,一阵“冷风”袭来: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国内质疑声再起:“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10年后,某型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证明了高伯龙所言非虚。
1990年，高伯龙教授在进行科研工作。
就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顺利通过的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业内轰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实现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3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加速追赶的成绩,让世界为之惊讶。捷报频传之际,高伯龙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激光陀螺,并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
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国际主流的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到底行不行?高伯龙再次给出与众不同的答案——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否则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性导航需要。
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在一场专为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大多对此持否定态度。
这一幕,和1984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的遇冷,何其相似!高伯龙的答案仍然是:埋头继续干,成功才能得到承认!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2006年12月,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4年后,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如今,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已成为国内主流。
△2001年，高伯龙进行科研工作。
■光之焰:赤子情怀至真至纯
“穿着五块钱的背心,
干着上亿元的大事”
2014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走入公众视野。电视里,高伯龙院士那几秒钟的镜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白背心,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击着键盘……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也有网友说:“这是真正的伟大。”
如今,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了。但校园里那个佝偻的背影,永远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夏天,永远都是一身老式作训服,一双黄胶底解放鞋;冬天,不是一件军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绒服。
后来高伯龙的学生张文才知道,这件灰色的羽绒服,导师已经穿了30多年。张文听他总这样说:“穿习惯了,再买新的浪费钱,浪费时间。”
学生江文杰至今记得,1993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出现问题时,高伯龙跟他说的一番话:“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当时,导师前所未有的沉痛语气让他深受震动。
多年后,早已是院士的高伯龙,在给中学毕业纪念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唯一能安慰的是,没有做过亏心事,到底还干了一些事,对人民和社会能作交代,虽然还很不够。”
在外人眼中,高伯龙院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但在子女眼中,这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却是位骨子里浪漫的父亲。
高伯龙的女儿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刚回家,就听见电视里男主角跟女主角说了一句‘我爱你’。没想到,我爸一扭头对着我妈也说了一句‘我爱你’。”
高伯龙住院期间,爱人为了陪护也住到医院。女儿常常看着父母用纸笔交流出神。她觉得,看到父母,就看到了爱的模样。
《高伯龙传》中,高伯龙的挚友萧枝葵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
“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常常是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来医院找我看病。他很爱孩子,对孩子管教也很严……他鼓励孩子好好读书,不过多干涉,也没有什么具体辅导,就是跟孩子聊聊天,引导孩子,让孩子自立。”
张文的脑海里一直记着这样一幅场景——
高伯龙住院以后,他的同班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夫妇到长沙来探望他。病房里,两人聊起往事,竟一起唱起了当年的歌。唱完之后,杨士莪说:“可惜了,差一把手风琴。”高伯龙接着说:“可不是,还少一把口琴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坐在一旁的张文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她“从没想到教授还有这样一面”。如今,再次想起这幅珍贵的画面,张文又有了新的体会:“他们其实和年轻时的我们一样,爱唱爱笑。说不定,他们年轻时,比现在的我们还要潮呢!”
清晨,走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一张张青春面孔与我们擦肩而过。阳光下,年轻一代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高伯龙生前穿戴的衣物。陈思 摄
入夜,激光陀螺实验楼里,一盏盏灯亮了起来。灯光下,张文和同事们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一束光可以照多远?一束光可以传递多久?答案,或许就在清晨阳光下的一张张青春面孔里,就在入夜后实验室亮起的一盏盏灯光里……（图片由国防科技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