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动员组织国有企业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全力抗击疫情，有序复工复产。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全力支援疫情防控一线，在这次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顶梁柱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撰写万字长文《从全民战疫看国企制度优势》从政治、协作、效率、创新等7个方面分析了国企在抗击疫情中的制度优势。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更充分地发挥国企优势。以下为您全文分享——
从全民战疫看国企制度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
国难思良将，板荡识诚臣。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疫情，国有企业和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成为“饱和式救援”的主力军，成为“战时状态”下维护安全稳定的定海神针，成为率先复工稳定经济增长的开路先锋。当前，抗疫之战还没有到轻言胜利的时候，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应对疫情反应之快、动员之广、力度之强、秩序之稳、人心之齐、物资之丰富、保障之有力，已经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这些都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哪一条都离不开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听党指挥、体系严密、实力雄厚、管理规范、富有活力的国有经济体系。回想国有企业成长的风风雨雨，这一幕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上关于国有企业的各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毫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是一次“极限压力测试”，也是对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成就的一次特殊检阅。疫情防控阻击战证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国有企业是党和人民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力量，是捍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面对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疫情是一份生动的教材，一次深刻的演习，足以警醒和启示人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把国有资本做优做强做大，为中华民族打造发展和安全的钢铁长城。
一、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特有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同西方国家在重大灾害面前受短期利益和党派之争掣肘不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牺牲暂时经济增长、不惜代价、调动一切资源开展防疫斗争，这就是党的政治优势，而国有经济就是党发挥政治优势的物质基础。美国学者评价说，中国采取的措施在西方国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党对国有经济可以如臂使指、令行禁止，才能迅速形成抗疫救灾的强大合力。
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特有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用科学的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组织起来改变命运。党的苦难辉煌、崇高理想、使命担当，也是国有企业特有的灵魂。国企不是像西方企业那样，仅仅对利润、对股东负责，而是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是有崇高理想和情怀担当的企业，这就是“政治站位”。
把抗疫作为政治任务，是国企首要的政治优势。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要求中央企业各级党组织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中央企业都在第一时间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统筹一切资源，尽最大努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战争年代形成的“我是党员我先上”“领导干部上一线”、前线成立临时党组织、“党员突击队”、火线吸收党员等做法蔚然成风，上百万党员干部奋斗在战疫一线，不计生死，不计代价，一家老小齐上阵，夫妻兄弟上战场，这是任何物质激励、纪律约束也换不来的，一定是内心的火焰被点燃了，才会这样日夜兼程、奋不顾身。这个原动力就是党的领导。
实践证明，党领导国企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治理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治理最有效的超级组织，其治理的理念、文化、制度，本身也是企业治理的法宝。中铝集团2014年亏损198亿元，逆境之中，中铝集团党组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刷新士气，根治推诿责任、信心不足等问题，发动群众开展“闲官闲岗”专项治理，改掉“麻木、回避、推脱、上交”的坏习惯，解决“靠铝吃铝”问题，2016年实现扭亏为盈，2017年实际盈利61亿元，走出了逆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我们过去对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迷信。中国要建设根植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全球企业，就要抓住党的领导这个特有的政治优势。
二、越是艰险越向前——大规模协作和普遍服务的优势
网络健全、体系完整是国有经济的优势，也是我国经济体制充满韧性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国际上多次传染病疫情，暴露了传统城镇化、工业化路径的脆弱性：过度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生产方式，有利于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抗风险能力。一旦重要节点“失守”，就会导致经济“停摆”和风险迅速蔓延。我国这次疫情也暴露了这方面问题。
好在，国有经济缓解了这个问题。我国石油石化、电力、通信、粮油、铁路等基础保障部门都是以国企为主，遵循普遍服务原则，无论盈亏都必须保证全国覆盖，大量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原因位于中西部地区，一个企业就带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笔者曾在美国体验过，地广人稀的地方，加油站稀少且昂贵，手机没有信号，广播电视不通，还经常停电。而我国在最边远的地区都能实现通信、通电、通网、通路，就体现了国有经济大规模协作和普遍服务的优势。在疫情中，这一优势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国有经济坚持普遍服务原则，在危机时能有效调控稀缺资源，即使亏损也要保证运营，从而避免物资短缺导致混乱，而这是多数国家在危机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中石油、中石化、中化、中粮、通用技术、中储粮、华润、中国化工、国药、新兴际华等十家央企承诺：疫情期间“价格不涨、质量不降、供应不断”；电网企业确保“医院建到哪里，电就通到哪里”，发电企业数万名职工冒险奋战在湖北一线，中国移动为防疫指挥人员、一线医护人员、隔离人员等90万人提供免停机服务。国航、东航、南航在客座率很低的情况下保障国内航线和重要国际航线不断航。到前线支援疫区的3.2万医务人员，几乎全部是公立医院人员。一位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大部分医院是私立医院，一半医生是自由执业，调集到前线谁来付钱呢？很难实现这样的调动。
第二，国有企业在全国范围建成纵横成网、布局均衡、节点密集的基础设施网络，增强了经济社会运行的韧性和稳定性，无论哪个“节点”失守，都能尽快修复，迅速调集资源支援重疫区，从而防止风险蔓延。在全国交通管制的情况下，邮政指调中心临时启用郑州、合肥、长沙三个中心局，保证湖北及全国邮件顺利到达；各地邮政打通海运、空运、陆运，灵活机动调整线路，确保畅通。2月24日，不到2小时，干细胞就被高铁和专机从上海抢运到武汉救助新冠肺炎重症患者。1月23日武汉做出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决定，时值春节假期。当晚中建三局从武汉市五个建设项目调集1400多名工人，急如星火，第一时间开工。国企还发挥网络齐全的优势，确保生活物资及时供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超市均“硬核跨界”开展了“卖菜”业务，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司推出“我有易捷店，你有滞销品吗？”公益活动，为农户量身打造方案，不让农民的鸡饿在场里、蛋坏在手里、菜烂在地里。国药集团全国460个地市级物流中心，7000余家零售药店密切协作，解决跨区域筹集物资难题。国有科研机构和企业不计成本进行病毒检测、试剂和疫苗研发制造。
封锁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继而封锁近6000万人口的大省，又对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限制人口流动，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巨大的政治勇气，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而采取这样严格的措施之后，14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没有出现缺油、缺电、停水、停气、缺粮、缺菜，生活物资没有发生恐慌性抢购和涨价，农产品没有出现大面积滞销，邮政物流基本按时到达，公立医院没有一家关门停业，社会安全稳定和谐，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前所未有，正是国有企业发挥大规模网络优势交出的答卷。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国有经济全局效率更高的优势
国有经济的效率，曾经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这次“饱和式救援”有力地破除了“国企效率低”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在疫区前线，国有企业尽锐出战，承担了全国各地专门医院的建设改造任务。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由中建三局牵头承建，2万多人日夜兼程，十秒钟一面窗、两分钟一堵墙，国有电力、矿业、油气、通讯企业免费提供各类物资，缺什么就造什么，要什么就给什么，10天建成。同时，中国建筑、中国五矿、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在全国建成超过100座专门医院、方舱医院，数日之内由“人等床”变成“床等人”，速度让世界震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评论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这样的速度动员各种资源和人力。”试问，哪个以私有制为主的国家有这样的大规模协同能力和超高效率？
战时爆发出来的超高效率来源于平时的积累。从微观看，国有企业对市场反应不如其他所有制灵敏的问题是存在的。但是，看一个经济体制的效率，不能只看微观个体，而要看整个系统的效率。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从总体和全局上看，国有经济体系有着更高的效率。国有经济首先集中在基础产业和有先导性的战略型产业，有利于把更多资源集中到那些带动力强、外溢性强但却短期投入大的项目，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长远和整体效率。国有经济通常更加注重规划和布局的合理，讲究科学决策的程序，不鼓励短期投机和西方那种冒险主义的“企业家精神”，这可能在短期会影响“挣快钱”，但长期来看，有利于避免市场的盲目性，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导致生产力的巨大浪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用20多年时间建成了西方用一个世纪建成的基础工业体系，用7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两百多年的现代化道路，这充分证明了国有经济具有更高的全局效率。
国企在抗疫中呈现的超高效率，正是得益于长期制度优势和积累。建设两座“神山”的高效率，来源于国有企业在全球基建市场的多年磨砺，被称为“基建狂魔”。中建、中交、中铁等几大建筑央企承建的项目遍布五洲四海。全世界最高的10座大桥，中国就占了8座。我国高铁里程占世界70%，而且涵盖了高寒、高热、高原、潮湿、强风沙等所有可能的复杂地形。2019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央企承建参建的获奖项目占比68%。长期基建积累下来的创新、管理、协作能力，在疫情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两“神山”建设中，中建集团采用了行业最前沿的装配式建筑技术，大幅减少现场作业的工作量。雷神山从决定兴建到开工只用十二小时，就做好了策划、组织、协调，做好了工序和工艺的穿插流程。
国企的高效率还来自长期积累的基础工作和管理能力。例如，对于应急、安全生产等，国企一向要求更高。国企有健全的党组织，关键时刻一声令下，就能做到统一指挥、信息畅通、企地协同、联防联控，这些都在抗疫中起了关键作用。例如，国家能源集团下属企业平时就制定有《传染病应急预案》，1月23日第一时间就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专项应急预案》，确保了稳定运行。驻山东荣成的国家电投国核示范，不仅自身有严密的传染病防控预案，而且发挥核电企业风险管理的优势，为当地防疫工作提供了全套经验和方案。通用技术集团为北京市政府采购的100万只口罩，“几乎经历了国际贸易中所有的意外和风险”，米兰、伊斯坦布尔和北京的联合团队通力合作，用多年积累的外贸实力让各种意外消弭于无形，60个小时运抵京城。这些都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仅体现在一时一事，而是更体现在体系的布局合理、协作有力。
四、人民需要什么，国企就生产什么——适应性和创新能力强的优势
国企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单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最紧迫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的产业结构分散脆弱，难以启动工业化现代化。党领导人民白手起家打下了国有经济的基础：贫油、贫铜、贫锌、贫铁、贫镍的帽子是国企甩掉的，最早的汽车、拖拉机、青霉素是国企造的，“两弹一星”是国企送上天的，“三线”建设是国企承担的，一亿多优秀产业工人是国企培养的，人民吃饱穿暖的基础是国企打下的。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继续服务国家和人民长远的需要。我国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眼开动，墨子探幽，天宫上天，蛟龙入海，全部都是以国企为主力实现的。
在疫情面前，国企提出了“人民需要什么，国企就生产什么”，“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干”。这些不仅仅是情怀和口号，而是反映了国企的实力和优势，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创新能力。这种优势，一是出于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不计代价也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紧迫需要。二是出于国企在创新方面有规模大和举国体制的优势，能够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加大投资，而不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盲目扩张和竞争。从政治经济学上看，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有利于产业快速升级和进行基础性、原始性创新。三是出于公有制产权的优势，短期转产和调整生产力布局，涉及到产权、专利、原料、技术、员工等一系列资源的共享和调整，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有很大的“交易成本”，很难在短期调整这样大量的资源，而国有企业就能在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布局和产能的迅速转变。
面对抗疫斗争的需要，国务院国资委把办公室当成作战室，把车间当成前沿阵地，建立直通专线，以“战时方式”、“举国体制”强力推进医疗物资生产。一声令下，大量国有企业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分秒必争、不舍昼夜，整建制、成规模地转产紧缺医疗物资。在中央企业均不生产医用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情况下，中国船舶集团、新兴际华、国机集团、中国石化、中煤集团、兵器工业调动一切产能生产口罩、压条机、防护服和有关原料。中煤集团接到指令之后22小时就完成无纺布原料聚丙烯Z30S的研发并投产。中粮生物科技借助乙醇和白酒的生产优势，转产医用酒精，解决了疫情爆发时医疗防护用品和器械的井喷式急需。
在中央企业负责人大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强调，2020年要立足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聚焦“卡脖子”技术和科技前沿领域，加大科研投入和攻关力度。央企长期的科技创新积累，集中在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原始创新，对中下游的创新有很强带动力。中核集团临危受命，仅用5天时间就实现了利用核技术对医用防护服进行辐照灭菌的规模化应用。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为防疫提供高精度、点对点的时空服务，确保医院工地大部分放线测量工作一次完成，重点防疫区域集结了上百架基于北斗系统的无人机。
信息化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之所以在信息化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同国有企业提供了高质量互联互通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分不开的。在抗疫过程中，国有企业在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上也走在前面。2月24日，中国联通保障了历史上首次现场+远程视频形式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国电信搭建火神山医院5G远程会诊系统，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推出5G智慧医疗服务平台，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对四川利用5G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指导、重症危重症患者远程会诊给予高度评价。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产能过剩。只有通过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在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研发和投资的作用，才能为整个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五、让利于民——同西方国家“发国难财”形成鲜明对照
大量国有企业分布在基础保障性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不能利用垄断地位支配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国企效率低”正是因为国企把利润让渡给了社会。这同西方一些垄断资本在灾难面前“发国难财”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企“让利于民”，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在物资紧缺的时期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供应，为此不惜付出巨大成本。其次是减免房租、地租等资本性收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鼓励出租方减免租金，不少地方甚至直接明确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减免厂房和房屋租金。华润万象城、华润万家、中粮大悦城、保利广场、招商蛇口产业园区、中化金茂览秀城等商业地产领域的中央企业纷纷响应，华润万家免除全国14000家门店春节期间全部租金。上海市属34家国有企业减免租金合计25亿元,惠及约3.5万家中小企业。天津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免收3个月房租、3个月房租减半。深圳市区两级国有物业为非国有企业减免2个月租金，中央电信企业推出话费赠送活动累计将投入超5000万元。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以私营企业为主的体制，在灾害面前，往往有意制造短缺，以此攫取巨额利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宣扬“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如美国新奥尔良飓风之后，当地政府并不是急于救灾，而是兴奋于“我们终于清除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主张通过减少公共住房、鼓励房地产来盈利。还在布什政府支持下，推动公立学校私有化，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几乎已全被私人学校取代。
六、复工复产的先行者——国企竞争力和社会责任更强的优势
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是复产复工时间最早、比例最高、带动力最强的，这是国有企业自身竞争力和社会责任的体现。早在2月12日，全国各地国企已实现大面积复工复产。2月27日，中国企业联合会表示，制造业500强企业复工复产率达97%，国有企业复工复产状况好于民营企业。截至3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所属4.8万户子企业，复工率为91.7%。石油石化、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目前已超过95%，有的已达到100%。
复工复产是一项“公共产品”。央企带头复工，确保中国制造不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受到全球企业的欢迎和称赞。兵器装备集团成员单位按时按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海外订单，2月份海外订单正常。“复兴号”恢复生产。中国电子集团旗下的深科技作为国际内存生产企业的主要供应商，一旦停产将会对全球行业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为保障全球存储芯片产业链稳定，国内7地9个厂区有1387人在春节期间坚持生产。中车集团全面启动生产线保证按时交付沙特、新西兰的订单。航天科技第一研究院在特殊时期顺利发射一箭四星。
央企复工复产，带动了一大批民营和中小企业及时复工，这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各种所有制中的主导地位。央企上下游生产链、供应链长而广、带动性强。许多中小企业家说，我们是跟央企配套的，它一动我们就发力。中国华电开工建设一大批电力项目，由此带动的发电、配电、输电、绝缘材料、电缆、钢架等民营企业近1000多家。国企不仅自身率先复工，还为全社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国有企业的让利，降低民营和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国家出台的降低电价气价、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都是由国企落实的。2月1日到6月30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将为一般工商业和大工业企业减免电费共计约595亿元电费，全部自身承担。这再次生动说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和发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绝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国企成为复产复工的领头羊，是国企自身有更强竞争力的体现。疫情相当于一次意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优胜劣汰，淘汰产能落后、现金流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弱的企业。之所以国企能够更快复工，原因包括：首先，由于国有经济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赢利，而是考虑产业链的完整性、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抗风险能力，平时决策相对比较规范，有比较强的创新和适应能力，可以及时复产复工。第三，国有企业一般来说更加重视职工福利、劳动保护，有比较稳定的劳动关系，有比较健全的基层组织和工青妇工作的传统，在关键时刻找得到人、拉得出人、管得住人。这些显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进行群防群控，降低疫情感染的风险，为及时复工创造更好的条件。
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家国情怀人民至上的文化优势
在中国，人们对国企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信任，这种感情和信任来源于国企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的，不像资本主义早期的企业起源于掠夺、投机，国有企业自诞生就坚持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文化，这是国企的基因和血脉。
火神山、雷神山建设者鏖战不休，这里面有夫妻、有兄弟、有妯娌，甚至一家四口全上阵。所谓“基建狂魔”，不过是一群凡人穿上了马甲，化身为超人的样子挺身逆行。
2月20日，春节刚过26天，国家电网湖北宜昌供电公司班长卢勇就度过了春节后第16个24小时大值班。他说“我先顶上来，不管怎样，让灯先亮起来”。
央企系统六千白衣天使奋战湖北抗疫一线。有人问鞍钢总医院援鄂医疗队护士曲慧：“一定要去吗？”“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搞得这么伟大？”，她说：“请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想的太多，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接受一个平凡而普通的自己。但，也偶尔感觉自己是名英雄。”
国企延续着中华民族“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文化。在疫情防控当中，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的基层组织能力大放异彩。深圳市属国企盐田港集团组建临时党支部，帮助社区和5家民营企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三峡集团启动2020年春季校园招聘活动，优先推荐录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部分岗位重点面向湖北地区高校毕业生。中国航发工会担负隔离职工的三餐保障、心理关怀工作。华电新疆公司党委在9个村驻村扶贫，受到各民族村民欢迎，这次防疫，几个村刚刚脱贫的原贫困户自发为武汉捐款。
国企在“走出去”过程中，也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文化，建学校、修医院、架桥梁、铺铁路，当地人民投桃报李。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投资建设运营的中赞友谊医院挺身而出，站到当地疫情防控最前线。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中国建材集团在俄罗斯、日本、德国、阿根廷、葡萄牙、墨西哥、埃及、菲律宾、尼日利亚等国际合作伙伴们，跨越万水千山，捐赠6.5万只N95和一次性医用口罩。
轻利重义，以义为先，家国一体，民族团结，万方乐奏，协和万邦。文化是一个企业发展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国企在防疫斗争中的忠诚、责任和担当，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滋养。
八、而今迈步从头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更充分地发挥国企优势
疫情对中国是一场大考，也是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路上的一场考验。
就在疫情肆虐的时候，2月16日《华尔街时报》传出特朗普政府将讨论停止向中国供应飞机发动机一事，该发动机被用于中国C919客机。无论这个消息是否成为现实，都是对我们又一次敲响警钟：国虽强，忘战必危。无论是对于来自自然界的挑战，还是来自国际上的挑战，都一刻不能掉以轻心。这次疫情以及疫情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敲锣打鼓能够实现的，必须把斗争精神、斗争状态保持整个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全过程。必须把国民经济命脉、基础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必须把国有企业坚定不移地做优做强做大。像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那样：“通过打这场硬仗，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产品，为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热读《资本论》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任凭资本兴风作浪，把利润作为第一位的追求，终究会破坏整个经济社会的均衡，破坏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均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国有企业更加大有可为。
就在美国断供航空发动机消息流行时，2月10日，中国商飞各条生产线如期复工。C919外场试验队员克服疫情影响，第一时间不畏风险勇返岗位，C919的第105架机如期“复工”试飞。大型客机制造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大飞机梦承载着每个中国人的强国梦。
中国商飞青年职工吴叶在担任防疫志愿者时写道：“2020，爱你爱你，今年本该是浪漫温暖、倍感幸福的一年，但是春天却来得有点艰难。如果万事开头难，请结果一定要圆满。”
“如果万事开头难，请结果一定要圆满”，这是2020年的写照，是大飞机研制的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写照。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的国有经济就是在战胜国内外各种挑战的过程中，靠亿万劳动群众的双手积累出来的。如果没有国有经济，中国这个小农经济国家就不能实现有效集中资源和经济起飞，也就不能在资本全球化中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历史大逻辑。发展国有经济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理直气壮，不可动摇。
当中华大地春暖花开
当黄鹤楼畔回归安宁
当健康和平安再次回到流光溢彩的城市
花团锦簇的乡村
应该由衷地说一句：
多亏有你，中国国企！
雄哉壮哉，中国国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