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既不在学校里，也没有专业教师。四个傈僳族的孩子小的8岁，大的10岁，已经是学龄儿童，但都没有去学校上学。
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末端，楼群崭新处是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丛岗村。2017年12月，67户445位傈僳族同胞被安置到这里。过去，他们世代与森林相伴，在高黎贡山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如今，他们住进了舒适的新居，用上了家用电器，过上了新的生活。
“两不愁三保障”，搬到丛岗村的这些傈僳族同胞，不再为吃穿问题发愁，住房安全和基本医疗保障也没的说。唯一犯难的，就是个别人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村里不是没有正规学校。这所漂亮的丛岗小学，就是专门为搬迁移民而建，用汉语、傈僳语双语教学，既要教学生慢慢学会普通话，还要教傈僳族学生看懂会写本民族文字。
摆脱贫困，并不仅仅需要物质生活的改善，也需要精神世界的丰富。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注定不能拔掉穷根，改变命运。
让下一代受教育， 就是为了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丛岗村四个不愿意进学校的孩子，成为全村人的心病。为了这四个怕见生人的孩子，村里不得不另辟一间教室，让他们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这事儿看似不大，但意义不小。
丛岗小学和学生的家之间只有一墙之隔，但村里和学校决定针对所有学生实行住宿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融入读书学习的环境，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落后于别处的孩子。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遇到的情况往往也越特殊，解决起来的难度也越大。这就更需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不能让孩子因为远离知识而无力，不能让成年人因为缺乏技能而无助，不能让老年人因为缺乏保障而无奈。精准扶贫必须让每一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卧床不起的这位老人今年84岁，患前列腺增生，两年多来，小便只能靠插导尿管解决，每隔十天就需要更换一次。
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全村140多户人家散落在长达10公里的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坡上，沟壑纵横，土地贫瘠，2014年建档立卡时，贫困发生率为83.27%。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除了妇女儿童，就是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个村的贫困问题，很大的原因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疾病常常与贫困如影相随。贫困户张立山老人因为发高烧陷入了昏迷，村医贺星龙来到他家时，家里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寿衣，贺星龙诊断，他是得了肺炎。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对于乐堂这样的贫困村，脱贫攻坚不仅要补经济发展的短板，还要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如果农民的基本医疗都得不到保障，脱贫就是一句空话。
村医贺星龙的村卫生室，成为周围村民健康的庇护所。贺星龙就是乐堂村人，上过卫校，他卫校毕业后坚持回乡当村医。
过去周边8个行政村，只有贺星龙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乡村医生，他走遍了这里的家家户户。因为村里有了卫生室，这些贫困村的基本医疗也有了起码的保障。
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迅速推进，贺星龙明显感到了他这个贫困村基本医疗保障的变化。现在，乡亲们人手一张医保卡，到贺星龙的诊所看病，直接刷卡领药，再也不用赊账了。
张立山老人是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是因病，老人患有气管炎、肺气肿等老年疾病，儿媳患有银屑病，原来家庭年收入不到10000元，基本都用于医疗费，疾病耗光了家里的所有收入。现在全家一年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不超过3000元，省下的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了，人均年收入从之前的不到2000元增加到现在的6595元。
刚刚脱贫摘帽的大宁县，曾是深度贫困县，但县里还是给每个村都配备了标准化的卫生室。心电图设备、健康一体机、血压仪，远程会诊的设备一应俱全，贺星龙的村卫生室鸟枪换炮。药品由乡镇卫生院零差价提供，贺星龙再也不用自己花钱去县城买药了，每年还能领到一万两千多元的公共卫生补助。卫生室虽然在村里，但也不缺大医生，通过医联体，既能远程诊断，也能为村民联系大医院。
2019年大宁县招聘了42名村医，保证了全县84个行政村都有合格的村医。8个行政村只有一个受过专业教育的村医的历史，永远地翻篇了。
像大宁县一样，很多地方的“三保障”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稳定住、巩固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些地方，有的孩子反复失学辍学，不少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低，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量不高。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45.7%。这些，都成为当下脱贫攻坚战中要攻克的堡垒，都在考验着人们久久为功的恒心。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2014年末，全省贫困人口623万，数量居全国第一。根据“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五个一批”脱贫措施，从2016年开始，贵州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易地搬迁。一批接一批居住在贫瘠大山里1万多个村寨的农民，揣着他们的土地使用权证，携家带口搬入城镇，成为有土地的城里人。推动这次大搬迁的，是有组织的国家力量。
离开贫困山区，住进城市新居，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也仅仅是开端。不但要搬得出，更重要的是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而这就是脱贫攻坚的持续任务。
徐明霞以前在外地打工时，学了一手裁缝手艺。3年前，贫困的婆婆家享受易地搬迁，搬进了惠水县城。徐明霞回到惠水，还在一家扶贫车间当上了主管。
惠水县先后建成8个扶贫车间，以加工业为主。通过培训就可以快速上岗，吸引了很多贫困家庭的留守妇女。现在，跟着徐明霞学裁缝手艺的乡亲越来越多。
仅用三年时间，贵州全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50万人，95%的搬迁群众实现城镇化安置。惠水安置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17000多人。
2019年，惠水县整体脱贫。搬迁安置社区中，已没有一个贫困户。脱贫后的搬迁群众，对医疗、教育条件的改善更加关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脱贫攻坚持续的任务。
惠水县搬迁社区医院，对搬迁来的老人推行定期免费体检，还要逐步为他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有慢性病的重点人群，开展一对一的健康管理上门服务。
惠水县投资1.2亿元建成了搬迁安置小学，选派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对搬迁群众子女进行单独的学业和心理辅导。
从深山走进城镇，是一次命运的转变。面对新的生活，这些从大山走出来的移民，也在适应，也在学习。
惠水县城，曾经是贫困农民的他乡，现在是他们的故乡。曾经生活过的大山，还在心里，留住乡愁；能够扎根的城市，带来希望。
短短的几年，全国有960多万贫困人口挪离了“穷窝”，中西部还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这，已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
2020年春节前，彭长良买了新车，这是井冈山神山村54户村民中的第39辆。村里村外都是硬化路，车子径直开进村，开到家门前，这种便利村民习以为常，早就不新鲜了。这一番景象，过去神山村最大胆的人也不敢想象。
神山村所在的井冈山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但是，这片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热土，却一直没有彻底改变贫困的面貌。2015年，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贫困发生率22%。
面对神山村的实际情况，精准扶贫，指明了方向。从神山村出发，20公里半径内，分布着黄洋界、茅坪八角楼等红色革命遗址。这是神山村独特的资源优势。
要想富，先修路。从2016年开始，政府投资拓宽了进村道路，车道从3米5拓宽到6米，旅游大巴可以畅通无阻，神山村走上了旅游兴村路。路宽了，人来了，贫困户的机会在哪呢？
赖发新之前外出打过工，乐于和生人打交道，普通话也不错。村干部量身定制培训他，让他做了讲解员。
红色旅游带动了村里农家乐生意。贫困户彭夏英夫妇开办了村里第一家夫妻店。他们都曾经在陡峭的山路上摔伤过，干不了重活，没法出远门务工，村子扶持他们干农家乐，足不出户就有收入。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扶贫方式，实在是精准。
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在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率先宣布脱贫，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市。但是，对于井冈山来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现在，神山村的农家乐已经开到第16家，这个村子，已经走出脱贫路，正稳稳地踏上致富路。
脱贫之后的神山村干部群众，没有感到任何的轻松。干部们要对那些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其它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避免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同时，他们要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曾经贫困的山区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那么很自然，所有工作的标准就要提高。
村民赖福山要建新房，村里就引导他一开始就做好民宿的设计，打造神山村第一家标准化民宿。
彭德良是村里第一家卖神山茶的贫困户，随着收入增加，日子越过越好。这是很有号召力的榜样，不用做工作，彭家外出打工的老大老二也回来了，分别做起了农家乐和蜂蜜买卖。
脱贫之后，对神山村的脱贫政策措施没有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也没有撤。在这期间，一百多位外出务工的神山人回乡创业。他们曾经离开家乡，只因为家乡的土地不养人；他们现在返回故土，只因为故土生活蒸蒸日上。
2019年的最后几天，由于订单交付的时间临近，李耀梅每天都要加班。深夜里，一边扎扫帚，一边网络直播。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源村，是自治区十二五期间建设的生态移民村，这里基础设施薄弱，除了最原始的耕种和畜牧，没有什么现代产业，被列入深度贫困村。
李耀梅搬到这里之前住在宁夏南部山区，她35岁得了癌症，为治病借了9万元钱，丈夫与她离了婚，李耀梅与11岁的女儿相依为命。幸运的是她的癌症后来康复了，但2015年，她又因为躲避车辆摔进了深沟。
李耀梅前后动了两次大手术，一条命总算是捡了回来，但为此又借了21万元的外债。
2014年，李耀梅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乡里为她和女儿发放了低保。但这只是一种兜底保障，还不能让她摆脱贫困。李耀梅没有读过书，没什么技能，但她会一样手艺，那就是扎扫帚。当地盛产芨芨草和高粱，这是做扫帚的最好原料。在穷困潦倒多年后，李耀梅终于找到了一条自食其力的路，扎扫帚。
李耀梅的生意很简单，扫帚耐用，价格厚道，一来二去，有了口碑，攒了回头客，她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扫帚大王。
眼看着销路越来越好，李耀梅萌生了扩大生产规模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令她一筹莫展。
做大扫帚生意，光靠会扎扫帚是不行的。李耀梅赶上了好时候，既有自己不必承担利息的贴息贷款，又有最新的土地流转政策。她靠贷款流转承包了邻村的40亩荒地，加上本村的20亩，种了60亩高粱。这样一来，羊有了饲料，扫帚有了原料，高粱本身还能卖给酿酒商。
起初，李耀梅就是靠自己一双手扎扫帚，后来扶贫小组用扶贫资金帮她建了一个简易的扶贫车间，享受很多优惠政策。2019年1月，李耀梅联合村里的6名贫困户，开始了规模化生产，成立了合作社。她自己刚刚过得好一点，就可以帮助他人了。
李耀梅让女儿教她直播，本来是为了夜里干活儿的时候有人聊天解闷，没想到无意之中也搭上了“互联网＋”，有人在直播平台跟她订笤帚，最大的一单生意竟有30000元钱。这么一来，她直播更起劲了。
2019年3月，李耀梅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
但是2019年9月1日，在村里召开的一个扶贫会上，李耀梅突然走上了讲台，作出了让很多人出乎意料的表态。
李耀梅只是刚刚还完债，还没有多少存款，干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她却主动脱贫，放弃唾手可得的各种补贴和各种优惠，这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想不到的。
一个残疾妇女，没有认命低头，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从人生低谷爬上来。脱贫攻坚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有奋斗，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李耀梅懂这话的意思，与她一起已经摆脱贫困的9300多万人也懂，正走在最后脱贫攻坚路上的550多万人更懂。脱贫攻坚，是全党的事，是全中国的事，更是身处贫困之中的人们自己的事。
2020年1月14日，南宁市扶贫办主任刘宗晓带领市级工作队前往马山县，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工作。回头看就是要进村入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019年南宁市的脱贫攻坚成效不错，马山等3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当下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就是巩固成果，防止脱贫户返贫，同时在2020年让全市剩余的近19000贫困人口脱贫。
马山县是南宁市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山多地少、耕地零散、水土奇缺。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马山人民贫困的重要原因，现在马山县虽然脱贫摘帽，但基础仍很脆弱。这并非个例。在全国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巩固刚刚取得的脱贫成果，这就是2020年马山县难啃的硬骨头。
春节马上要到了，扶贫队员给重点关注的蒙德业家送来了春联。蒙德业夫妇2015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外出务工靠着自己的努力脱了贫。2017年，蓝惠相患重病，为了照顾妻子，蒙德业无法外出务工，使得这个家庭再次陷入贫困。
幸好，扶贫政策再次关照了这户人家。通过办理门诊慢性病卡，蒙德业的妻子到定点医疗机构拿药将可以享受到医保支付范围报销比例80%以上。同时夫妻俩参与扶贫项目，种桑养蚕、入股村民合作社，逐渐渡过难关。2019年底，蒙德业一家又一次脱贫。
为了脱贫攻坚的成果能够更加牢固，为了降低返贫的风险，为了让留守乡村的人可以就近就地就业，马山县几乎村村建立了扶贫车间。这些扶贫车间特意选择了简单的加工业项目，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简易上手赚钱，让曾经的贫困乡亲习惯新工作，爱上新工作，有了收入，有了奔头，脱贫就在家门前。
如今，马山县已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摘帽并不是脱贫攻坚的终点。既要建立长效的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同时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所有人都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脱贫攻坚，一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一场艰苦卓绝、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之攻坚克难的硬仗！现在，目标接近完成，胜利已经在望。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更需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据监测，截至2020年5月，容易返贫和容易致贫的边缘人口今年增加了38万人，他们将和去年发现的数百万人一道，纳入监测和帮扶机制，以确保脱贫成效具有持续性。
同时，国务院扶贫办还要求各地全面梳理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容易发生返贫致贫的风险点，实行动态管理。对于符合条件的因为自然灾害、疫情、疾病、残疾等原因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录入监测系统，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