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威辰感到巨大的压力。 九月上旬，他试图争取一家企业的赞助，以支持“萤火公益”一年的运营，但被对方婉拒。他没有收入，几乎“孤掷一注”地运营这家公益组织，全职员工只有他一个。 资金这个最棘手的问题碰了壁，楼威辰有点泄气。晚上八点，浙江安吉已经天黑。他心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哪里都行。 那时，他已经订好两天后去武汉的票，一位公益纪录片导演邀约他拍摄。但他等不及了，连夜开着车上了高速，“鬼使神差”般，车不知不觉地往武汉方向开。他整个人都轻快了许多。 他事后回想，也许内心深处总觉得，武汉是退路，有一起做志愿者的朋友，有他帮助的人。在武汉的74天，他们是生死之交。 大年初一，也是在这样的夜晚，25岁的楼威辰独自驱车700公里，从老家安吉进入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武汉。
在武汉，他给老弱病残人群送物资，车子跑了一万多公里，几乎踏足了武汉的所有区域。 他挨过饿，失过眠，流过泪，忍过痛，还下过地，花光了近20万积蓄，把老家的房子也卖了。几乎所有人都在劝他放弃。
但他硬是扛到了武汉解封，离开时，他带走了武汉的一捧泥土。 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回家后，他成了知名的“逆行者”，四处进行公益宣讲，他也注册了公益组织，沿用在武汉的志愿组织的名字，“萤火公益”，是他喜欢的那句话，“像萤火一般，在黑夜里发一点光”。 凭一己之力做公益很难，他磕磕绊绊的往前走，周围是他人的非议。 10月1日，他将跟随澎湃新闻的国庆直播再次回到武汉。那时，他会登上黄鹤楼，好好看一看这座曾交付热情与生命的城市。 以下是楼威辰的口述： 在武汉，解散萤火志愿队的微信群时，我写了句话：太平盛世不出山，天下动荡再相逢。那时候武汉情况已经慢慢好转，复工的人渐渐变多，道路上的交通卡口也都撤去。我知道是时候回家了。 4月8日离开那天，我没有告诉其他人，只有一个我帮助过的新冠康复者来送别。我心里很喜悦，感觉通过努力，完成了这件事。 有武汉人从网上看到我的故事，评论说亏欠了我。于是我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捧泥土，从此和武汉互不亏欠，也没有想过会再到武汉来。
在武汉期间，有很多网友给我提供物资，回程的路上，我想着要当面感谢这些人。于是我先去天津见了一对情侣，然后去南京见了一个女孩子，他们都给我送过食物和口罩。 疫情时间，我长期失眠。回程的某天晚上，我把车停在新乡服务站，在车后座睡了一晚，虽然有点冷，但一觉睡够了8小时。
我是特意等到4月15日到安吉的，因为那天也是我生日，想着双喜临门。计划得很美好，但中午刚到，就被关进酒店做核酸检测了。在酒店里，我收到五个生日蛋糕，还有花束，有的是安吉人送来的，有的是外地人点外卖送来的。 酒店在县城，我家住在镇上。夜里十点多，我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健康码上红码转绿码，我才离开酒店，开车到镇上，带着收到的花束上山，赶在生日最后一分钟，到我父亲的墓前看他。 我父亲是个善良、坚定的人，如果他还在，也会去做我在武汉做的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给他讲，儿子完成了你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
接下来，各路媒体找到我，我开始忙着接受采访，突然变成公众人物，安吉人都听说了“楼威辰”这个名字。 四五月份，我受邀去社区和学校宣讲，一共去了十多所学校。我喜欢到学校和学生们讲述在武汉的经历。我从不备稿，有时一讲就是两小时。学生们听完宣讲会写作文，也许是老师安排的，但我能看出，哪些文字是文学修饰，哪些文字是真情流露。哪怕十篇里只有一篇是真情实感的，也代表学生这个群体里，有一些人是能被感染的。我收到过一个语文老师发来的三年级小男孩的作文，里面写，我能不能也来参加志愿者活动。 我以前做过一年小学语文老师，希望孩子们是干净的，理想化的。我记得看到过一句话：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在学校宣讲的过程中，我渐渐有了创立公益组织的想法。在安吉，公益组织大部分运营模式是承接政府项目，比如创建文明城市，志愿者们做的事情是捡垃圾、扫地、发传单，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接触，就像当时我在武汉红十字会志愿做宣传工作，没有“真实感”。我想提供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参与进来，去策划活动，做一些能真正帮助到别人的事情。 我在武汉做过志愿者，有一些经验和资源，也希望带给受助人能够克服困难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在武汉的生活打破了我以前心里所想的“乌托邦”，见识到人间冷暖。 从我去武汉起，非议就一直存在。有些人会觉得你付出太多。比如有个亲戚来我家玩，奶奶给他说我把房子卖掉了，那个亲戚说了一句，“你干嘛这么做，回来难道给你当县长吗？”还有人一直劝我把流量变现，让我开抖音，拍短视频，趁有曝光度、流量，去带货赚钱。还有一些人为自己没有去武汉而遗憾，遗憾的不是没有帮助别人，而是觉得有一个出名的机会，却没有抓住。 他们不能理解我，我也改变不了。但会觉得挺失望，为什么人们普遍变成这样子。 出名之后，有传媒公司邀请我去做网红，也有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伸出橄榄枝，但我全都拒绝了，我不想利用疫情做志愿者的经历给自己获利。 五月中旬，我着手注册公益组织，到七月中旬，手续办完，拿到证，延用了在武汉萤火志愿队的名字，取名萤火公益，政府给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流量“变现”的方式，去提供平台让更多人参与。尤其是学生，能够参与到活动中来，得到教育。 我原本的工作是策划师，于是很仔细地去策划萤火公益每一次活动。比如第一次活动是去慰问马兰基地的老兵，我带着四个学生一起去，听老兵讲故事，邀请了一位专门研究两弹一星知识的人，和学生讲解历史背景，还带了医生，给老人检查身体。整个过程通过拍视频、写文章的方式记录下来，让推送能够被转发。
万事开头难，也是必经的过程，其中资金是最棘手的问题。萤火公益做一次活动，大概需要四五千元。活动资金我可以通过拉赞助解决，但日常运营很难。 目前，萤火公益全职的员工只有我，我没有其他正职工作，也就没有收入，靠卖房子的钱生活。除此之外，支援力量也不够，有时候活动需要四五十号人，志愿者人数达不到。到现在，我开始留意一些工作机会，希望能一边做正职，一边做公益，虽然进度慢一点，但也能够持续做下去。 我的想法和在武汉时没有什么差别。做公益不仅是在物质上帮助人，重要的是让一颗绝望的心有希望，或者通过这件事让他成为更好的人。 9月8日，我去一家企业拉赞助，希望提供运营的资金，一年三四十万，对方让我回去等。我知道这种回答一般就没什么希望了，到了晚上，压力有点受不住，我就开车出门了。八九点出发，不知不觉就往武汉开。可能心里总是觉得，武汉是我的退路，是一个底，那里有一起志愿的朋友，也有曾经帮助过的人，好像如果实在没有地方去，还可以去武汉。 我连续开了8小时，路上很期待见见正常的武汉。第二天早上四点到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热干面，上一次没有吃到——那时，武汉还是空城一座。现在挺繁华的，路上车多人多。我特别欣慰，走在路上傻笑。我是真真正正为这座城市拼过命。
那几天我去一个新冠康复家庭看望他们，他们家丈夫因为新冠去世，妻子也感染了，失去了经济来源。妻子平时一个人在家，患病后提不了重物，又失眠。跟她说话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她呼吸急促。因为确诊过新冠，跳广场舞都没人跟她跳，只能一个人去走走路。 我还去了相国寺小区，这个小区在武汉算是城中村，百来户人家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条件不太好。疫情期间他们没人管，我给他们送过物资，回到安吉之后又组织送过一次米、面。小区里唯一的党员七十多岁，疫情初期带领几个人封小区，不让外人随意进出。这次去，我见到了他，他说小区里情况好了，不缺什么物资了。 4月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武汉是我生命中一次特殊的经历，是独立的。后来发现，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刚回家那会，我觉得自己特别陌生。以前的我不会主动和陌生人搭茬，也不会问路，宁愿自己导航，而在武汉经历了每天给陌生人送东西、打交道之后，我变得很大胆。我以为这样的变化只是阶段性的，随着时间会逐渐消退，但没有，我发现我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常会回想起在武汉的事情，觉得像做了一场梦。现在，我一边回忆，一边在微博写日记，记录下某些我希望能传承的东西：干净、勇气、帮助弱势群体，以及个人的力量并不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