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有六大优势都远超中国，但均未体现在GDP里；分散“中国风险”，抢夺亚洲内需，日本早就未雨绸缪

    在数字上、按美元计价，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这无疑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同时也反映出日本经济步入“更年期”后其发展模式的“退步与僵化”。

    中国经济的“后30年”，将以怎样的模式走下去，中日经济关系将如何调适，两国如何适应各自的发展条件变化，堪称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日本六大优势不在GDP里

    2010年2月，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发表特辑——“中国的世界支配力”，从生产、消费和资金三方面列举了中国的“世界第一”，主张“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并认为中国具备支配世界的生产、消费和资金能力。

    5月，瑞士商学院发表的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排名，日本由上年的第17位，落至27位。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不仅失去了跨世纪的20年，也正在失去维持了40余年的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

    但分析日本经济的变化，还须看到其GDP之外的另一面。

    一是日元升值，按美元计价的日本实质GDP总量增加。若按1美元兑85日元计算，基于4~6月的日本实质GDP为6.35万亿美元，在中国之上(中国为5.67万亿美元)。

    二是日元升值，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7.6万亿美元，比年初净增1万亿美元(接近日本外汇储备总量)。

    三是日本依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纯债权国，其总量近3万亿美元。

    四是日本的海内外产能各占一半，而企业的海外利润约占总利润的30%，导致日本的海外投资收益——“所得收支顺差”超过“贸易顺差”，形成世界最强的海外资本支配力。

    五是日元升值，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能力提升，2009年日本企业主导的海外并购规模最大。

    最后，日本综合商社几乎在全球“粮油矿主产区”，获得了资源、能源、粮食等开采权益和生产、采购能力。

    因此，比较中日经济总量的同时，不能忽略GDP以外的指标。这是决定两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要素，而且不是GDP的统计所能涵盖的。

    分散“中国风险”

    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膨胀式发展”，确保日本的整体竞争力，事实上，自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就已经着手制定相应的战略，将分散“中国风险”，视为削弱竞争对手，确保自身利益的核心支柱。

    如今的民主党政府更是将亚洲视为确保日本竞争力的战略空间，提出所谓的“亚洲内需日本化”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以环境为战略支点，以“基础设施出口”为主要内涵，利用亚洲人口、资源、资金和市场，发挥日本制度、技术和资本支配力，构建新时期的日本竞争力。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依赖中国，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2009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口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其主要方式是：

    第一，推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EPA)谈判，在地区推广日本技术、产业标准、金融交易规则、会计准则等，促进地区政策法律制度的“日本化”。

    第二，主导地区金融货币体制构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遭遇美国打压后，2000年又主导东亚货币互换框架(清迈倡议)。至今，该框架资金总额已扩到1200亿美元，具备摆脱IMF控制，单独完成地区金融救助的规模。金融危机后，日本又对东盟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金融稳定框架，扩大官方开发援助、动用贸易保险、贸易信贷，增强“日元的公共存在”。

    第三，推动地区贸易数据和技术标准的日本化。利用政府和企业联合开发的“无线扫描技术”，主导地区贸易口岸的“无纸化”，掌控亚洲贸易数据，利用亚洲庞大的市场，争取国际标准。

    为确保亚洲内需日本化，2010年3月，日本又主导策划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拟以2020年为目标，以泛亚洲地区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费用将达2000亿美元，构建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追求区内生产总值倍增，构建日本全球竞争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