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不坏不好……”
如今，很难找到对生活现状满意的中产阶级，全球多数的“中产”肩扛巨大的生活压力过着易碎的“伪幸福”生活。各国的中产者不得不面对着类似的焦虑：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今天的职位明天还有多少上升空间？今天疲于奔命，明天老人谁来赡养？一次大规模裁员，股票的波动甚至调整税率，都能让中产们吓出一身冷汗。
所谓“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中产者似乎注定要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手握稳定社会的超级能力，然而当社会学家把这些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他们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夹心层。
中产阶层的焦虑
“远离喧嚣的城郊，一辆轿车利落地驶进其中一栋房子前院，灿亮的阳光洒满院子，两三个孩子和一条狗在绿草地上嬉戏，这时，大门敞开，优雅的女主人走出来，与刚下车的男子拥抱亲吻。”
这是许多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画面，画面呈现的幸福生活，是许多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写照，也是许多追求美国梦者的理想生活。但是，这般好景对一些美国中产家庭已是明日黄花了。
如今美国中产阶层曾经普遍拥有的优越感在下降，他们被形容为“集体向下沉沦”。受经济危机影响，房地产泡沫破灭，借款紧缩，许多中产阶层的生活越来越难过，很多人被裁员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顿。
而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已经成为背负在美国中产阶层身上的“三座大山”。《经济学家》周刊曾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专家的话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层遭到“巨大打击”。
在欧洲传统的中产阶层市民社会，愤怒和躁动的情绪在蔓延，最近包括希腊、法国、西班牙等国在内的欧洲多国一系列的中产阶层罢工，冲在队伍最前面的中产们已非昔日有车有房、衣食无忧、时常全球旅游度假的白领，而是成了走上街头抗议降薪和退休年龄延迟的工会先锋。
一向以社会和谐、均衡以及财富分配均匀自居的日本，也因连年的经济低迷而加剧了中产阶层的瓦解。10年前，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去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层以下”。
焦虑,究竟源自何处?
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工资到职位晋升,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
有人说,相比改革开放前,现今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还不知足呢?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容易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随之产生,这是“中产”不快乐的原因。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中产”认同。在北京一家行业协会工作的高先生说,好不容易才凑足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成为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成了孩奴。“这些顾虑,难道是凭空编造的吗?难道是过高要求导致的吗?”
家安在北京,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在高企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国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
各国中产的非典型烦恼
美国：上学、旅行都差钱
36％的美国人如今表示，无力再继续向退休账户里存钱了；43％的美国的退休账户里存款余额不足1万美元；在过去一年中，24％的美国工人表示由于经济恶化打算推迟退休。
这样一组看似枯燥的数据，隐隐暗示着美国的中产阶级正面临危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以教育为例，由于金融危机，州政府进一步缩减教育开支，学校只好涨学费。以拥有20多个分校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为例，今年学费比去年上涨了204美元。而过去五年来，这所学校的学费累计上升了1710美元。
在此背景下，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处境最为尴尬：富人子弟不缺钱，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救济而且成功率很高。但中产阶级子女既缺钱又不一定符合申领救济的资格，于是他们只好去申请学生贷款。
印度：家庭主妇投身职场
老中产阶级通常来到孟买这样的大城市比较早，抓住了经济改革的机遇，他们仅靠房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但这些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男性家庭成员，对于以经营公司为生的中产家庭更是如此。
今年68岁的拉克家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迁居孟买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买下了两处房产，而在这二三十年间，房价上涨了二三十倍。不过，拉克并没打算卖房子，他们一家三代5口人住在一套三居室，另外的一套两居室则用来出租，每个月租金和人民币将近2万元。
拉克自己还开了个公司，现在已经交给儿子打理。公司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却也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拉克的夫人和儿媳都是家庭主妇，雇有两个佣人、一个司机。生活富足的拉克已经去过迪拜6次了，对拉克这一阶层的人来说，出国旅游往往会首选欧洲。
比利时：就业成了新问题
比利时人生活中最大的支出就是住房和食品，其中住房在许多家庭的开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对在一家中资公司工作、月薪2500多欧元的劳拉说，自己现在租了16平米的一个小房子，每月租金就要400欧元，正准备租住的公寓的月租金要850欧元。劳拉表示，从长远来看肯定还是买房子更合算，但是单身的她现在还无法承受。
除去这两项，比利时人在其他方面就不需要太操心了。从教育到医疗再到养老，国家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为人们解决了诸多后顾之忧。
以教育为例，从幼儿园（接收两岁半以下幼儿的托儿所除外）到大学的收费水平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公立学校费用低廉，一些教学质量较好的私立学校的收费也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以比利时的幼儿园为例，孩子每个月只需交50多欧元的饭钱，学杂费一年10欧元，学校组织观看演出或者外出游玩每次也只是5欧元而已。一个月下来平均费用不会超过60欧元。
中国：没房子，不敢“中产”
“我哪算中产阶级，无车无房无孩子，三无人员。”一见面，张小平就无奈地对记者说。
河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张小平2004年来北京闯荡。最初在一家计算机类杂志社工作，由于自己工作勤奋又能干，月收入经常在8000元上下浮动。在出版社工作的女朋友每月也有6000多元的收入。
那时两人的生活过得很“小资”，几乎很少在家自己做饭吃。然而，2009年底，张小平失业了，婚后买房计划也宣告泡汤。
“2008年底刚开始看房时，东五环外的房子均价7000一平米，当时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一犹豫就拖到了现在，房价每平米已经涨到了一万七。”张小平说，这几年，他的财力在不断积累，却远远赶不上房价的增长速度。
“我知道很多人都面临和我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个体的原因，必然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张小平感慨道。
在北京上地一家大型软件公司上班的周琦也面临着类似的困扰。他和妻子工作不错，收入不菲，算是标准的“中产”家庭。原本他们一直没想买房，直到今年年初妻子意外怀孕，才意识到该有个固定的家。不过周琦无论如何算计，在动辄数百万的房价面前，他备感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