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2日发表题为：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的文章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这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经济维稳与暴力维稳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局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人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用经济力量来“维稳”，比较具有软性，但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说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维稳”的这个困局对维稳者本身也是一样的。对中央政府来说，稳定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但对维稳者或者维稳政策的执行者就不见得了。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维稳体系，并且被赋予了超出想象的政治重要性和与之相适应的公权力使用权。但是人们看不到这套体系本身如何可能被监督。这套体系本身就有可能滥用权力，从而导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再者，这套体系本身的利益就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一旦社会趋于一个稳定状态，那么这套体系的利益就要受到影响，甚至威胁。就是说，对这套体系来说，“不稳定”状态是符合本身的利益的。“维稳”因此有可能演变成维持不稳定状态。

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基础

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那么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自主稳定提供社会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自主稳定。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稳定自身。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财产问题需要稳定，更是因为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中产阶级会理性地思考，不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它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无政府而非秩序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如果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