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沸沸扬扬的“川大副教授涉嫌抄袭台湾硕士论文”一事，终于尘埃落定。四川大学经过调查核实和专家鉴定，近日发布处理决定：该校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光学术抄袭属实，开除其党籍、公职，留用察看一年，以正学术之风。
回顾这一事件，最值得称道的不是台大哲学博士高君和的慧眼辨假，也不是台师大硕士郑倩琳的积极维权，而是四川大学对学术造假的“零容忍”态度和“不姑息”作为。
从今年８月接到举报，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到９月２１日作出处理；从研究生导师资格、公职、党籍一撸到底，到撤销申报项目，追回奖项和奖金；不到两个月，川大对李小光抄袭行为反应之敏锐、行动之迅速、追究之彻底、问责之严厉，有如一道热辣劲爆的川菜，生猛有力度。
当然，在抄袭事实和制度规范面前，这样的惩处不仅合法，而且必须。从理论上讲，这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川大惩治学术造假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和力度，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还是显得难能可贵，甚至特立独行。
纵观近年来曝出的学术不端事件，乃至最近的院士举报院士事件，往往是举报的多，处理的少；慢处理的多，快处理的少；成悬案的多，有定论的少；“罚喝酒”的多，动真格的少；个人回应的多，部门介入的少。这五多五少，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学术造假行为惩治不力的局面，客观上让不少造假者只背负道德骂名，却逍遥于法度之外，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破窗效应”，持续恶化着学术风气，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让学术不端现象在“棉花拳头”下愈演愈烈。
就在去年，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面对博士论文抄袭的指控，主动申请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启动调查程序，最终维护了自身清白。如果说朱氏的“风度”主要源于个人的道德自律，那么川大的“力度”则更多的因为制度效力，该校制定和实施了较为完备的学术规章制度，还有快速反应的调查惩处机制。
相对而言，朱氏范本可遇不可求，所以至今还是孤例；川大样本可学也可用，而且更具现实针对性，不失为治理学术造假的必由之路：制度发力，部门出力，处理得力，给社会一个既迅速又负责的交代。沿着这样的路径，净化学术土壤才会有普遍管用的方法，学者们也才会在规则的敲打下，更为真切地感知心中道德律的呼唤。 （李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