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专案人员透露，“吸毒州长”杨红卫的根本问题在于“三狂”：一是狂热，不顾实际招商引资上项目，狂热追求政绩工程；二是狂妄，视纪律、法律为“儿戏”，甚至威胁要给纪检监察部门“断炊”，全然没有“敬畏之心”；三是狂欢，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吸食毒品，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９月２６号《经济参考报》）
其实，杨红卫何止是“杨三狂”，更是一个“杨三多”。通读媒体稿件可知，近五年来，杨红卫收受贿赂１０００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与妻子于赛英在国内外有房产２３套；吸食毒品，与１０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这比杭州的许三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是这样一个吸血鬼、大淫魔，却在体制内的监管体系下成功漏网，最终还是在灾后重建房出现豆腐渣工程继之以群众上访、媒体调查跟进之后才东窗事发，罪恶曝光，这不仅是监管机制的是失效，更是失败！
稍微对中国法制有点了解人就知道，中国的监督体系由七部分组成：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如此多重的监督体系不可谓不严密，但就是这样细密的监督网却让杨红卫在官场之水中畅游多年，任意侵吞民脂民膏，再次上演贪吃蛇的把戏。不过他可知道，贪吃蛇吃得越多，它生存的空间就会越逼仄，终致自毁长城，自取灭亡。
杨红卫成长为这样一个贪腐典型，原因并不难分析，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点，一、权力观、价值观、发展观的扭曲与变形、二、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监管真空的形成。
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固然与个人天性有一定关联，但其成长的外部环境却是个人价值观导向的决定性因素。杨红卫自踏入仕途之日起，就与官场扯上了关系，他每天都会与官场上的各色人打交道，难免会沾染官场上的不良习气。古今中外，官场文化从来就是酱缸文化，五味杂陈，“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眼主义，应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柏杨语），尤其是中国的官场酱缸，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官僚气息颇为浓厚，官场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必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他，这从报道中的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杨红卫任团州委书记时，虽然按处级干部待遇他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但州委办公室负责人考虑他还是单身汉，就没有分房子给他。他找到州委办公室负责人理论未果，他狠狠地说：“我会长大的”。不曾想几年后他果然回到州委任秘书长，那位州委办公室负责人无奈提前退休。长期浸淫于这种官场酱缸中，加之自己强势、狂妄、不甘人后的性格，杨红卫的贪腐之路实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的监督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特色”，可能就是说中国多种监督方式齐抓共管，密切配合，体系严密，但越是齐抓共管，就越是九龙治水，漏洞百出，尤其是对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同级监管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这些官员常会形成一个利益群体，而且有时会是一个政治家族，难免会沆瀣一气，抱团腐化。一个人的腐败往往是集体性的溃烂，基于此，他们当然不会为了揭发一个人而去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即使会有正义感的官员、部门敢于担当，揭露黑暗，也往往会迫于压力投鼠忌器，不敢放手去查。如本案中，几年前楚雄州纪委在连续查了几个案后他认为影响了楚雄经济发展和楚雄形象，很不高兴，公开说：“再查，我断了你们的财政供应！”这样的淫威之下，调查人员为了自己的生存，还怎么敢去维持正义？在这种逼仄的现实语境中，很多诸如此类的贪腐大案只能靠群众举报，媒体曝光或者更高一级的部门介入才能浮出水面，但这远不能釜底抽薪，这种解决路径只会让杨红卫们心存侥幸而不会对权力与权利有丝毫敬畏。须知，打蛇要抓七寸。
是谁给了杨红卫“三狂”底气？答案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