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货币纷争反映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化，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的经济体地位的上升。从历史上看，新的经济体一旦羽翼丰满，对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挑战，都会受到来自后者的对其货币政策的压力。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就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不得不使日元和马克大幅升值。不过，日本是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隔17年后，1985年的“广场协议”才使日元走上升值之路。中国今年GDP刚刚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但使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早在2002年便已浮现，2005年人民币就开始走上升值之路，那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的排名还在前三名之外。对中国来说，其货币政策遭遇的国际压力来得早了些。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总结了当年在货币政策上对付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提高了对新兴经济体的“警觉性”吧。
国际体系视角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起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中国在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这种情况下，各大经济体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动向，包括其增长模式。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导向型，这对中国和发达国家来说都是双赢。但是发达国家担心的是，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还以出口为导向，它们将越来越“吃不消”，因此要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促使中国实现增长模式的调整，即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