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自身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本不应该纠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将其视为贸易政策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而且是一直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正是美国方面的局部利益团体通过政党政治发生的作用。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执行政策指示，但选举过程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选民的倾向最终决定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成败，以及在参众两院中席位的多寡。这样，由于某些利益集团在选举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力，如工会和某些行业协会，他们作为掌握选举资源的团体，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考虑，对作为被选举人的国会议员展开积极的游说——从而有可能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现象，把一个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而中美两国的汇率之争以及伴随的贸易政策之争，正是这种情况。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一涉及年出口金额约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46家美国产业工会、农业行会和工业行会结成了“公平货币联盟”（Fair Currency Alliance, FCA），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会从而向政府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局部利益团体的要求未必符合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甚至也可能对这些局部利益本身造成消极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工会要求的最低工资若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则反而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局部利益主张损害整体利益的例子。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是局部的，因此他们的利益和目标非常一致，容易达成统一的行动。而且，像工会这样的组织，作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选票达数千万之多。通过国会参众两院，利益集团向总统和政府施压，最终通过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措施。这正是中美汇率之争的源起。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纳入到两国多维政策的博弈框架中，最终升级成为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