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美汇率之争，我们除了对美国方面的政策产生机制进行分析之外，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来考虑应对之策。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调整经济结构，建设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性。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占到全球顺差的26%，高于同期德国、日本占比之和将近两个百分点。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当中，由海外投资获得的资本收益项（Income）占到总顺差的一半左右；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则几乎完全通过商品贸易的顺差获得。德、日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日本还一度以“贸易立国”为发展战略，可见中国对外部需求依赖的严重。过犹不及。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现在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则使中国的发展重心不稳，而且同时也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下大决心调整经济结构，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性解决办法。

　    从中期来看，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增进交流和理解。美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压力，是自下而上地来自于某些利益团体，因此，直接与美国行政机构进行交涉并不能有效化解争端。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更为积极的手段，比如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但是由于利益的确存在冲突，因此尚未对工会和行业协会进行游说，而这些团体恰恰是政策压力的根本来源。对此可以考虑其他途径达成谅解。以海尔公司为例，目前中国企业进入美国选择南卡罗来纳州，其中重要的考虑就是因为该州的工会势力最为薄弱。可见，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弱于同国外工会势力进行交流。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应回避工会势力，而是应学会与当地工会势力融合、共存，并有可能对工会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

 　   从短期来看，根据美国的政治周期以及我国的政治诉求，可以就汇率问题进行顺政治周期或逆政治周期的操作。例如，如果希望与美国在此方面达成谅解，在短期缓解矛盾，即可就此问题做顺政治周期的操作；如果希望对美国施压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则可借此问题做逆周期的操作。其中，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两年一度的国会中期选举，则是重要的政治周期节点。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正如前面所讲，问题的真正解决，仍然有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徐奇渊 《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

责任编辑：车进